从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驻地看宜城苏区在鄂豫边土地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璞

摘要

宜城苏区是鄂豫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块关键革命根据地。1931年6月至1932年6月，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后改组为临时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鄂豫边特委（后改组为临时省委）先后由枣阳翟家古城和河南南阳迁至宜城东部新街，使这个处于襄枣宜三县交界的山村一跃成为管辖15个县、面积2700多平方公里、人口40余万的鄂豫边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杨杏佛在1931年所著《中国共产党现况》一文中，将襄枣宜根据地列为全国八大根据地第三位。

本文以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驻地为切入点，系统分析宜城苏区在鄂豫边土地革命中的核心枢纽地位。文章从政治中心的确立与升格入手，揭示省委机关驻地南迁所带来的战略格局质变；继而分别从军事枢纽的巩固、经济体系的建设、武装斗争经验的创造以及战略牵制作用的发挥四个维度，深入阐释宜城苏区作为全国第三大苏区中心的历史地位；最后通过对苏区丧失原因的反思，总结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文章认为，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驻地从南阳迁至宜城新街，使宜城苏区从襄枣宜根据地的一个地方板块跃升为统辖鄂豫边十五县的革命中枢，在土地革命战争史上书写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

关键词：宜城苏区；鄂豫边临时省委；襄枣宜根据地；新街；土地革命

 

引言

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恢宏画卷中，鄂豫边苏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扮演了连接湘鄂西与鄂豫皖两大根据地的关键角色。而在这片红色版图的中心，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宜城东部的新街，在1931年至1932年间，曾经一跃成为统辖15个县的鄂豫边临时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这一历史事实，至今尚未得到足够的学术关注。

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驻地从南阳迁至宜城新街，绝非一次简单的行政迁徙。它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从白区向苏区的实质性转移，标志着宜城苏区从襄枣宜根据地的一个地方板块升格为整个鄂豫边区的革命中枢。这一变化所蕴含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宜城一地的地理范畴，而具有全局性的战略价值。

 

一、从地方苏区到边区中枢：宜城苏区政治地位的飞跃

（一）襄枣宜根据地的初创与宜城苏区的兴起

宜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襄枣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相辅相成。1930年6月21日王家集解放后，至同年7月30日红九军二十六师攻克罐山，板桥店及其以北变成了红区，宜城苏区开始一天一天地发展壮大。宜东区委抓住有利时机，在油坊湾、陈家湾、安家湾、两乳山等地建立了四个乡苏维埃政府，将苏区不断扩大。至此，宜东王家集至板桥店、新街长达40公里的走廊正式成为坚实的革命根据地。

需要指出的是，襄枣宜根据地的武装割据，并非一蹴而就。1927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指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襄枣宜根据地的发展历程恰如其言。它开始于1928年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成立，成就于1930年5月红九军第五总队对蔡阳铺、翟家古城、璩家湾及黄龙垱诸镇的攻占，尤其是1930年6月下旬红九军二十六师在赵家寨整编后，根据地的武装割据才进入常态化和规模化阶段。在此之前，程克绳虽然发动了上万人的农民力量建立了红区，但因没有兵力拥卫，只能是根据地的雏形。

1930年10月，鄂北特委和南阳中心县委负责人在邓县白落堰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鄂豫边区特委，郝久亭任特委书记。10月17日，鄂豫边特委在枣阳蔡阳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由程克绳任主席。至此，鄂豫边区党政军领导体制基本确立，以枣阳为中心的鄂豫边根据地正式叫响。

此时的宜城苏区，已作为襄枣宜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根据中共鄂豫边区特委的组织架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辖有枣阳、襄阳两个县苏维埃，12个区苏维埃，97个乡苏维埃。其中宜东一区作为独立区苏维埃，辖18个乡苏维埃。1930年7月，新街乡苏维埃政府建立，主席桂子清，机关设在新街西草庙，隶属于襄阳县姚家岗区苏维埃政府。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此时的宜城苏区不过是襄阳县下属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获得独立的边区中心地位。

（二）省委机关的南迁：从南阳到新街的战略转移

鄂豫边特委和革委会机关的战略转移，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1年6月，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机关从枣阳翟家古城迁到宜城东部的新街老集东街。同时，红九军二十六师指挥部也从枣阳翟家古城南边的傅家湖搬到了新街北边钉耙山。至8月，苏区枪炮厂、子弹厂、被服厂都搬迁到新街，使新街成为鄂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至此，新街一地集中了鄂豫边区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指挥机关，以及最重要的军工生产设施，标志着宜城苏区开始承担起鄂北苏区核心的职能。

第二阶段是1931年12月18日。1931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派出以沈宗源为组长的六人小组，前往鄂豫边特委加强领导工作。12月18日，六人小组到达鄂豫边区，特委机关由河南南阳搬迁到宜城新街。这一迁址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特委机关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南阳迁入苏区腹地的新街，意味着党的领导核心真正扎根于红色根据地，实现了从“白区遥控”到“苏区指挥”的根本性转变，大大提高了指挥效率和决策的针对性。

1932年2月2日，按照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鄂豫边特委在宜城新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组鄂豫边特委和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以沈宗源为书记的鄂豫边临时省委和以王明鹤为主席的鄂豫边临时省苏维埃政府。至此，宜城新街从鄂豫边区特委和革委会驻地，正式升格为鄂豫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苏维埃政府的驻地，完成了从地方苏区到边区中枢的历史性飞跃。

（三）战略格局的质变：经济文化中心的确立

随着党政机关和军事指挥部的迁入，宜城新街成为鄂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这种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有三个标志性事件：

其一，“三厂一院”的建成。1930年秋，在新街张家湾建立红九军二十六师后方医院；1931年8月，在新街陡沟建立被服厂，专制军帽军衣；1931年秋，在新街范家湾建立枪炮子弹厂，为武装斗争提供军事力量。这一完全配套的军工生产体系，在鄂北苏区乃至整个鄂豫边区都是独一无二的，为新街奠定了作为军事后勤中心的地位。

其二，文化教育设施的建立。在新街还建立了列宁小学等教育机构，体现了苏维埃政权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从未放松文化建设和政治动员工作。列宁小学的设立，使新街不仅是军事指挥中心，也是政治教育和文化传播的中心。

其三，交通枢纽作用的发挥。新街地处襄枣宜三县交界中心，丘陵起伏，群山环绕，为这个小山村筑起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这种地理条件既便于隐蔽和防御，又便于与周边各县及豫西南地区的联系，使其成为连接鄂北与豫南的战略枢纽。

鄂豫边临时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遗址位于宜城市板桥店镇新街村3组（原老街）。1931年6月至1933年6月，中共鄂豫边区临时省委、临时省苏维埃政府曾驻扎于此，新街村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鄂豫边区鄂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二、边区中枢的辐射：宜城苏区统辖范围的扩大

鄂豫边临时省委从南阳迁到宜城新街后，特委所辖范围发生了质的飞跃。特委辖15个县，即襄、枣、宜、随、钟、谷、南、保、老河口、光化、郧阳、均州、房县、竹溪、郧县等，苏区之大，谓之当时全国第三大苏区。

这一统辖范围的背后，是鄂豫边苏区完整的组织架构和有效治理。

（一）组织架构的完备

从组织体系来看，鄂豫边临时省委下辖省委驻苏区代表团（管辖襄枣宜中心区域）、襄阳道委、南阳中心县委等党组织。鄂豫边临时省苏维埃政府下辖襄阳、枣阳、钟祥、谷城、均县、房县，宜东一区、襄南二区、钟北一区、随枣边区等1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

从基层治理来看，至1931年底，鄂豫边临时省委依托宜城新街，共恢复建立襄阳、枣阳两个县苏维埃、13个区苏维埃、103个乡苏维埃，每乡800至1500户，苏区面积达2700多平方公里，人口40余万。各县、区、乡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每个苏维埃政府都有自己的赤卫队。如此严密的组织覆盖，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宜城苏区作为边区中枢的组织动员能力。

从党员发展来看，到1931年9月，枣阳、宜城相继建立县委，随枣边建立特区委，襄阳建立区委两个、特支两个、支部11个，南漳建立特总支，上述五县发展党员达1800多人。党员队伍的迅速壮大，为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二）全国第三大苏区的地位

1931年，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杨杏佛所著《中国共产党现况》一文中，将襄枣宜根据地列为全国八大根据地第三位。这一判断虽出自国民党左派人士之口，恰恰以第三方的客观立场印证了襄枣宜根据地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土地革命时期，鄂豫边区襄枣宜革命根据地是湖北省境内的三大革命根据地之一，与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形成犄角之势，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意味着，当宜城苏区随着省委机关的迁入而成为鄂豫边的中心时，它实际上承担起了与鄂豫皖、湘鄂西两大根据地鼎足而立的历史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鄂豫边临时省委在新街成立后，其统辖范围不仅包括鄂北的襄枣宜根据地，还包括随县、钟祥、谷城、南漳、保康等鄂中鄂西地区，以及豫西南的南阳地区。这一广阔的地域范围，使宜城苏区的位置从襄枣宜根据地的东部一隅，上升为连接鄂北、鄂中、鄂西和豫西南的战略中枢。正如当时鄂豫边特委的定位所要求的：巩固襄枣宜钟红色区域的同时，积极向豫西南、鄂西北两翼发展，使之成为联结湘鄂西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枢纽。

 

三、军事枢纽：新街作为红九军指挥中心的战略意义

（一）红九军二十六师的枢纽地位

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是鄂北第一支正规红军武装。1930年6月25日，红九军第二十六师在襄阳黄龙垱正式成立，张香山任师长，余益庵为党代表。

红二十六师立足苏区，协助边革开展土地分配。到1931年9月，襄枣宜苏区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红九军二十六师人员扩大到1500余名，枪500余支。1931年1月，国民党驻襄阳第五十一师、驻枣阳第四十八师14个团共1.7万人，兵分两路从枣阳、襄阳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红二十六师等主力红军和苏区人民奋起反击，先后歼敌千余人。到1931年底，二十六师已扩增到1000余人。

红九军不仅拥有二十六师，还建立了二十七师和驻扎在鄂西北房郧地区的红九军第二十五师。随着贺龙红三军北征鄂西北等地，国民党军主力西调防堵，减轻了对鄂豫边苏区的压力。1932年，红九军总指挥部成立，鄂豫边区的武装力量在组织上更加完备。

（二）钉耙山上的军事指挥所

1931年，红九军二十六师指挥部从枣阳翟家古城南边的傅家湖搬到了新街北边钉耙山。位于新街村二组的舒家洞，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临时指挥部。山洞被一片丛林掩蔽着，分外洞和内洞，洞的整个空间最低处不足1米，最高处3米左右，总面积约120平方米。这一天然洞穴为红军指挥机关提供了天然隐蔽，体现了红军因地制宜的灵活战术。

舒家洞作为二十六师临时指挥部，其战略意义在于：它使鄂豫边区的军事指挥中枢与党政领导中心实现了一体化布局。指挥部设在钉耙山，党政机关设在新街老集东街，二者相距不远，便于党政军协同决策、统一指挥。这种山、街既分离又呼应的布局，既保证了指挥机关的相对安全，又不妨碍对苏区的直接领导。

（三）军工后勤体系的完备支撑

红九军二十六师在新街建立了一整套军工后勤保障体系，形成了完整的“三厂一院”格局：

枪炮子弹厂位于新街范家湾，是鄂北苏区唯一能够生产枪炮弹药的工厂。在当时国民党军严密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这个工厂不仅能够修理武器，还能利用搜集到的弹药原料进行简单的弹药生产，对保障红军的持续作战能力至关重要。

被服厂位于新街陡沟，专制军帽军衣。这看似简单的服装生产，在当时的条件下意义重大。统一的军装识别了红军战士的身份，增强了部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使红军在民间更具鲜明的政治形象。

后方医院位于新街张家湾，担负着救治伤员的重任。土地革命战争中，伤员救治一直是根据地面临的重大挑战。后方医院的设立，不仅保障了红军的战斗力续航，也体现了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起步。

“三厂一院”的存在，使宜城新街成为鄂北地区军事后勤的中枢。这种完整的军工生产体系，在整个鄂豫边苏区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服务于红九军二十六师本身，还辐射到周边的二十七师和二十五师，发挥了跨区域的军事保障作用。

 

四、经济建设的创举：宜城苏区的财税体系与经济治理

宜城苏区的经济建设成就是鄂豫边土地革命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作为省委机关驻地，宜城苏区在财税体系建设和商业管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探索，为后来其他苏区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土地税的征收与分配

1931年春初步分配土地后，自夏季起，根据地即开始征收土地税。征收标准为：麦收按收获量的6%计税，秋季按收获量的10%计税。上等麦田按亩产八斗（200斤）计税，上等稻田按一石七斗（350斤）左右计税。富农的下等田按上等田的产量计税。烈军属和区、乡工作人员由代耕队负责，土地税照征。

这一税制设计体现了苏维埃政权在财政上的阶级原则：主要税负由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农户承担，而直接服务于革命的烈军属则由代耕队保障其生产，其土地税仍予征收，既坚持了税法的统一性，又不因征税而加重特殊人群的实际负担。这种阶级导向的税收原则与各主要苏区的做法是一致的——苏维埃政府“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税收的基本原则，同样是重担归于剥削者”，体现了土地革命的阶级本质。

（二）航运税卡与商业管理

在商业管理和税收征管方面，宜城苏区的探索更为具体和独特。苏区分别在宜城的官庄和王家集河岸设立了航运税卡，规定：军用船只和资本家的商船一律没收，一般商船被截获后只没收粮食。这一规定清晰地体现了苏区的阶级政策——打击的是大资本家和反动势力，对于普通商船则仅没收其粮食，体现了革命斗争中策略性与原则性的统一。

更为精细的是，1931年秋天，宜东一区苏维埃政府为了繁荣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将苏区各集镇的粮行、猪牛行、花线行等，由区苏维埃政府经济、粮食科（股）统一管理，集中开办。在板桥店开设了粮行，在田家集开设了猪牛行，在官庄开设了粮行、猪行、花线行。襄南二区在王家集、南营开设了粮食、花线等行业。这些由苏维埃政府经营管理的服务行业的收入，除付给管理人员薪资费用外，盈利全部上交苏维埃政府作为财政收入。

这一套商业管理模式，在当时的根据地中具有相当的先进性和系统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最早尝试。苏维埃政府不是简单地没收、封闭私营商业，而是通过统一管理、集中开办的方式，将商业活动纳入苏维埃经济的轨道，既保持了经济的活力，又保证了财政的稳定来源。

（三）骡马运输队——苏区经济的生命线

然而，在所有经济建设成就中，最令人震撼、也最能体现宜城苏区战略价值的，是以特委委员张星江为首的骡马运输队。

在国民党军严密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苏区最紧缺的是粮食、食盐和枪支弹药。张星江领导的骡马运输队，正是突破封锁的关键力量。这支运输队从白区偷运粮食、食盐等物品进行优惠交易，并由白区党组织购置紧俏物品、枪支弹药等秘密供给苏区。这条穿越封锁线的“经济生命线”，使宜城苏区能够在强敌环伺的艰难环境中坚持斗争。

1932年2月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成立后，张星江任委员。同年3月，他奉命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交通员，承担起连接鄂豫边苏区与党中央的秘密交通任务。这在更高级别上体现了宜城苏区作为鄂豫边革命中枢的战略价值——它不仅仅是本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更是连接党中央与地方党组织、连接鄂豫边与全国革命大局的重要一环。张星江后来历任鄂豫边工委书记、鄂豫边省委书记兼红军游击队指导员，为鄂豫边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桐柏山区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军事斗争经验的创造：红九军的战术创新

在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史上，鄂豫边苏区的红军战士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游击战术。这些战术不仅是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实践丰富，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和风格。

（一）“八会”战术体系的具体内容

红九军基于襄枣宜根据地的丘陵山地地形，创造了一套适合本地山林作战的战术体系——“八会”：会散、会集、会进、会退、会知、会疑、会打、会跑。

这套战术体系的内涵极为丰富和具体：“会散”强调部队在遭遇强敌时能迅速分散隐蔽，避免被敌人集中消灭；“会集”则要求分散后的部队能在预定时间和地点重新集结，保持战斗力；“会进”和“会退”体现了对战场节奏的把握能力，不盲目进攻也不轻易撤退；“会知”强调对敌情的掌握和侦察；“会疑”则是善于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会打”要求抓住战机果断出击；“会跑”则是指打不过时能迅速脱离战场，保存革命火种。

（二）原则性战法的创造性运用

除“八会”之外，红九军还制定了若干具体作战原则：敌少就打、敌多即绕、昼进山、夜钻林，以及对有坚固工事的敌人一般不与作战，对有重武器的敌人采取跑圈消耗，遇到大兵压境无力抵挡立即插枪。

这些战术原则与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完全吻合。它们不是对十六字诀的简单重复，而是结合襄枣宜地区特有的丘陵山地地形和敌情特点的创造性应用。这个方面，洪湖地区提出的“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以及湘鄂赣边区提出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等原则，在各苏区的斗争中各有特色，各有创造，共同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当中央提出豫西南与鄂北特委合并之时，鄂北已经开始宜东、钟北以及东边的随县小洪山的武装割据，同时向北也正准备创建桐柏、泌阳革命苏区。毛泽东同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适合中国国情、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与此同时，鄂北特委领导的枣阳秋暴、“日克三镇”、开辟枣西根据地，则是以自己的斗争实践，异曲同工地摸索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这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也是一大贡献。

红九军这些战术创新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中国工农武装割据战略有着丰富的实践来源，各地革命武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也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最终汇入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宏大体系之中。

 

六、战略贡献：宜城苏区的全局性作用

（一）对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战略牵制

综合各方面的战略态势，红九军在宜城苏区时期发挥了重大的战略牵制作用。根据资料记载，红九军在五年斗争中，先后牵制国民党正规军第五十一师、独立三十四旅全部和第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六十九师各一部，以及教三旅郭勋部，累计15个团零2个营，近两万人。加上地方反动武装均光谷保安队、郧属赵文启游击队及当地县、区民团等，多达数万人。同时歼灭敌人一部，约数千人。

这一战略牵制效应，对于湘鄂西和鄂豫皖两大苏区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国民党军对鄂豫边苏区的“围剿”，投入了相当规模的兵力——第五十一师、独立三十四旅、第四十八师等都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如果这些部队不用于围攻鄂豫边苏区，就可能被调往湘鄂西或鄂豫皖方向，使中国共产党在洪湖和大别山的革命斗争陷入更加沉重的压力之中。

红九军以自身付出重大牺牲的代价，有效分散了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这为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条件。正如1962年鄂豫边特委领导人之一的宋良猷在《关于鄂豫边襄枣宜钟苏区革命斗争失败经验教训参考意见》一文中所总结的：在襄枣宜钟地区建立了红军二十六师，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摧毁了这些地区的反动统治，对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敌人起到了牵制作用，对我国土地革命阶段，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二）为近百万贫雇农分配了土地

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在鄂豫边苏区的五年斗争中，党领导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反动土匪进行了轰轰烈烈、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在襄枣宜钟地区建立了红军二十六师，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摧毁了这些地区的反动统治，对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敌人起到了牵制作用，对我国土地革命阶段，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1930年6月至1931年夏，鄂豫边苏区根据《鄂豫皖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了全面的土地分配工作。在土地分配中，各地坚持“以保护贫农，联络中农，打击富农为原则”，使近百万贫雇农民分得了土地。

土地分配的成果深远而不朽：几百万贫雇农第一次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这激发了他们保卫苏区的空前热情，为红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新土地制度的确立，彻底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在鄂豫边地区的经济统治；积累了土地革命的经验，这些制度设计和实践经验后来被吸收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税收政策当中。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宏大叙事中，宜城苏区的土地分配实践是不可或缺的一章。

 

七、痛史的反思：宜城苏区沦陷的原因与教训

1931年12月，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从南阳迁至宜城新街，鄂豫边党的工作重心从白区转到了苏区腹地。然而，这一积极转变仅仅维持了半年多，到1932年6月底，苏区就全部丧失。宜城苏区从1931年6月边区革委会迁入到1932年6月底沦陷，作为边区中枢的时间虽然短暂，却书写了极其惨烈而富有教益的历史篇章。

（一）军事失利的始末

1932年1月21日，鄂豫边特委党代表大会在宜城新街北面的耿集附近的河垱口召开。正值敌人一团以上的兵力到苏区中心试探，由会场边经过，会议未开成。此时，特委书记沈宗源下令红二十六师、五个游击总队和农民赤卫队等全苏区武装力量拉到耿集与敌人相拼，结果两拼两败，遭重大伤亡。1月27日，沈又令苏区全部武装及边特边革机关干部集中向鄂豫皖苏区撤离，行到枣西胖子岗时遭敌人三十四旅阻击，又退回苏区，致使干部群众失败情绪高涨，随着苏维埃干部的相继离去，基层组织开始塌台。

同时，鄂豫边苏区的一部分——鄂西北郧属薤山根据地也在敌六十九师赵冠英部偕同均光谷三县联防总指挥余希珍部计3000多人的进攻下相继失陷。

4月下旬，国民党新任湖北省主席夏斗寅作出部署，调集重兵，对襄枣宜苏区进行有计划的围剿，采取占据中心城镇、步步为营、分进合击的战术，运用大部队跟踪追击与地方反动武装会剿相结合。所到之处首先是抢粮，其次是用欺骗的办法层层组织铲共队，第三就是屠杀，限定士兵每人每日必须抢得相当数量的物品。

前后50余日，作战30余次，每次都在敌人围攻之中失败，部队伤亡甚大，人枪损失近半。5月7日，国民党武汉行营又集结6个团另两个营的正规军向鄂北苏区发起围攻，目标是全歼红九军。五十一师从襄阳、宜城一线向东，独立三十四旅从枣阳向西，两面夹击边区，边区已被压缩到方圆不足四五十里的狭小地区。不到半月，其中的集镇就被完全占领，国民党军大肆修筑碉堡炮楼，建设军事据点。各集镇间相距不过一二十里，在一切防御工事构筑完备后，接着便开始执行每日会剿、每日会哨的计划。

6月15日，红九军一部在枣南平林西面的迎水寺遭到敌五十一师一五一旅包围，政委吴寿青、参谋长韦克铎、政治部主任马三光相继牺牲，仅剩下170余人随程克绳到钟北一带打游击。

（二）左倾路线的致命危害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当时鄂豫边临时省委的战略方针却陷入了严重错误。1932年3月底，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派尉士筠以巡视员身份来到鄂豫边特委机关驻地新街，带来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鄂北（襄枣宜钟）苏区及红九军二十六师工作的决议》。

尉士筠到达后坚决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不准红军向外游击一步，使红九军处处被动。余益庵提出不同意见：“鉴于敌强我弱之局面，我以为应向毗邻苏区的大洪山地区发展，以便向南与钟北新苏区连成一片，向北可以作为坚持老苏区斗争的依托。”结果被尉士筠斥责为“逃跑主义”，当场免去了他二十六师党代表职务。

尉士筠毫不汲取红九军代表余益庵、张慕骞等提出的“采取敌变我变、先敌制变的战术，向毗邻苏区的大洪山地区发展”的正确意见，相反，他甚至将红九军缩编为红九军第一路游击军，将五支游击队改编为第三路游击军。明确规定这两支游击队的任务就是巩固苏区、打击敌人，而不是离开苏区、向外发展，不能离开苏区半步。张慕骞见此情形便与吴寿青商量，把余部拉到马武山游击，途中击溃了吉家河、清凉寺、太平镇等团防局，后北上桐柏山开辟根据地。但特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郝久亭赶到，督促张慕骞返回苏区，张慕骞极力反对无效，只得忿然离队。

尉士筠又下令将鄂北苏区划分为五大军区、一个军区总参谋部，集中边区全部武装，分兵把口，固守村镇，不准放弃一寸土地，结果第一、三路游击军连续与国民党正规军激战，迭遭失利，伤亡惨重。这种被动挨打、死守硬拼的做法，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无异于自取灭亡。

鄂豫边苏区的失败，实质上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实际斗争中导致的惨痛失败。余益庵在1962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深刻总结道：“襄枣宜苏区失败，客观上是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主观上是缺乏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特委长期住在南阳城内，靠前指挥少。特别是尉士筠到襄枣宜后，彻行左倾路线，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二十六师的主力未能得到扩大，不能有效应对敌人的进攻。”

5月1日，中共中央致信鄂豫边临时省委，分析了边区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指出根据地目前的困难局面绝不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所造成的，而是由于鄂豫边党的领导，没有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去切实执行国际和中央正确路线的结果。讽刺的是，正是中央所派来的尉士筠所执行的王明路线，造成了根据地的全面崩溃。

（三）战略意义的评价

由于军事上的接连失败，鄂豫边区大部失陷，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党组织相继解体，革命武装溃散凋零。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决定将省委机关从新街转移至南阳国民党统治区。6月底，宋良猷和郝久亭先撤到白区南阳。临行前成立了临时省委苏区代表团，全面负责苏区的工作，坚持根据地斗争，机关驻地仍在新街，地址在新街西面活水田地涂家坡（即今涂家湾），但因环境恶劣，代表团未能真正发挥作用。

至此，宜城苏区作为鄂豫边临时省委驻地、作为全国第三大苏区中心的历史使命，在敌人的重兵围剿和内部左倾错误的双重打击下悲壮地结束了。坚持了三年之久的襄枣宜根据地历史告一段落，宜城苏区也随之刷白。

然而，宜城苏区的革命火种并没有就此熄灭。正如红军战士所坚持的“打不赢就插枪”的原则，“插枪”不是投降，不是放弃，而是为保存革命力量所作的战略选择。1933年6月，张星江等人组织成立中共鄂豫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鄂豫边苏区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组织经验、群众基础、干部储备和战斗精神，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五师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结语

回望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驻地从南阳迁至宜城新街这段历史，我们应当予以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第一，鄂豫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苏维埃政府驻地从白区南阳迁入苏区宜城新街，标志着党的革命重心在鄂豫边实现了从“在白区遥控苏区”到“在苏区指挥全局”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是鄂豫边土地革命走向成熟的标志。新街作为省委驻地虽仅半年有余，却在这一转变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

第二，宜城苏区之所以能够成为省委驻地，根本原因在于它以襄枣宜根据地的有力开辟和巩固为基础，是坚厚的群众基础、系统的组织建设和有效的武装斗争叠加共振的结果。没有前期开辟根据地的艰苦探索，就没有迎接省委机关迁入的政治和军事条件。

第三，宜城苏区在土地革命战争史上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是鄂豫边党政领导核心的所在地，是全国第三大苏区的中心，同时也在军事后勤、经济税收、土地分配和群众组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经验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的斗争提供了重要参照。宋良猷的评价最为中肯而有力：“在襄枣宜钟地区建立了红军二十六师，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摧毁了这些地区的反动统治，对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敌人起到了牵制作用，对我国土地革命阶段，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第四，宜城苏区的沦陷，是国民党重兵围剿与党内左倾路线错误双重作用的结果，尤为沉痛的是后者对革命力量的自我削弱。尉士筠所执行的王明左倾路线，“不准向外游击一步”的僵化指令，“分兵把口，固守村镇”的错误战术，不仅断送了稍纵即逝的战略机动空间，而且最大限度地消耗了红九军的有生力量和群众的斗争意志。余益庵在1962年对“客观上是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主观上是缺乏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的深刻反思，值得每代共产党人铭记。正是罗霄山脉以西鄂北苏区的惨痛教训，使党的军事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正确方向更为明晰。

第五，宜城苏区的历史给我们最大的启迪在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领导权问题，领导权的核心在于路线的正确。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无论是盲目冒险还是固守消极守势，都可能导致革命力量前功尽弃。只有依靠群众、实事求是、灵活机动地开展武装斗争，才能真正实现对敌周旋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

近百年后的今天，红九军二十六师的番号早已成为历史记忆，舒家洞的子弹烟雾早已散尽，新街的省委机关旧址也已修复为鄂豫边区革命纪念馆，供后人瞻仰。然而，1932年那个苍山如血的红色夏天所遗存的信念、经验和教训，至今依然如太行山一般厚重，如汉水一般绵长。从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驻地的角度审视宜城苏区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不仅要看到它在当时全国八大根据地中排名第三的历史地位，更要看到它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探索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战略缩影，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留给我们深刻而永恒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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