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 | 第五讲 被“圈子”判了死刑的普通人与那些被高墙隔绝的热忱

张璞

圈子 | 第五讲

被“圈子”判了死刑的普通人与那些被高墙隔绝的热忱

文学的征途之上，从来都横亘着一道无形的高墙——圈子的壁垒森严，规则的弯弯绕绕，将许多怀揣赤诚的普通人挡在门外；可高墙之下，又始终涌动着不灭的热爱，无数人在格子间、工棚里、出租屋的台灯下，笔耕不辍地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文学梦。

我曾与一位在工厂打工的文学爱好者深谈。他白天在嘈杂的车间里与机器轰鸣声为伴，一天工作下来身心俱疲；但到了晚上，他就着昏黄的灯光，把工友们的故事、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用文字记录下来。可当他满心期待地想去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时，却被组织者以“不符合参会要求”为由拒之门外。那一刻，他的创作热情瞬间被浇灭。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来自社会底层的创作者，他们的作品或许粗糙，却往往最贴近生活、最具生命力，可他们连被审视的资格都没有。

而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放眼全球，许多国家的文学圈同样充斥着封闭与排外。但令人痛心的是，在一个本应鼓励百花齐放的时代，我们却目睹了另一种极端：一边是圈内人的狂欢，一边是圈外人的沉默。曾有读者愤愤不平地写道：“参加书展就像经历一场‘冰火两重天’。那些文坛元老的签售区，那场面堪比大型追星现场；而年轻作家的展位呢，冷冷清清，仿若被遗忘的角落。”

这是“审美霸权”在文学圈子中的赤裸体现。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提出“文学场”理论——元老们的签售火爆，并非仅仅因为作品无可替代，更因为他们的审美范式早已被主流话语认可，人脉网络能打通资源渠道；而年轻作家的冷清，往往是因为缺乏这种资本积累，哪怕作品充满锐气与新意，也容易被贴上“不成熟”的标签。这种以年龄和职业划分门槛的做法，无异于对文学新人判了“死刑”——你的作品好不好不重要，关键是你属于哪个圈子，你是谁的学生，你的导师是谁，你认识谁。当一个人的文学命运不由他的作品决定，而由他的社交关系决定时，文学本身的正义就已经死亡。

一、当评论沦为“表扬”——被异化的评价体系如何杀死文学的良心

文学批评本应是文学事业的一翼，是照亮作品的灯塔，是指出不足的镜子。但在圈子文化盛行的当下，“文艺批评”已经异化成了“文艺表扬”。我曾亲耳听一位资深评论家私下说：“现在做评论，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不敢说真话——说真话你就别想在这个圈子里混了。”

让我们看看评论界触目惊心的现实：当前文艺评论最被人诟病的，是越来越失去客观公允的立场，经不起现实的检验，向被评论者献媚，文艺评论演变成文艺表扬、文艺广告。最为突出的是“圈子评论”“人情评论”“红包评论”等。因为碍于情面、利益诱惑，评论者无原则地拔高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或对作品的瑕疵视而不见，失去了一个批评者最宝贵的追求艺术真谛的品质。

有专家将这种“伪批评”的各种症状归纳得淋漓尽致：只说好不说坏的朋友式批评，极具阿谀媚态的赞歌式批评，排除异己拉帮结伙的圈子批评，居高临下横扫一切的棍子批评，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的炒作批评，见钱眼开丧失原则的金钱批评。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范培松一语中的：“说到底，现在的很多文学批评，学术味少，拉帮结派的江湖味很重。”

这种圈子化评论的结果是什么？圈内自我吹捧、互相吹捧，形成了一种虚幻的繁荣景象。一位批评家尖锐地指出：“中国是一个人情化社会，批评家不但很难破除面子观念，同时也存在着拉帮结派的江湖意识，他们以学术趣味、价值立场、居住地域、师门谱系等为纽带结成共同体，确立山头、抱团出击”。批评家之间达成“默契”，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圈内相互吹捧，获取各种各样的名利，对圈外则排斥异己，大搞门派之争。于是，我们看到的文坛景象是“圈里拼命喝彩，圈外无人理睬”——圈内的大家大师数不胜数，圈外的人却对此毫无感觉。

我曾就一些业内风评极好、但我看不出任何高明之处的作品向有关专家请教，结果专家顾左右而言他，回避话题。我再三追问，专家便开始打太极拳，要么不透露自己的观点，要么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连小范围之内都难得听到真实的声音，批评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当批评丧失独立品格，当评价被利益和人情绑架，文学作品的质量如何保证？读者如何辨别优劣？文化如何向前发展？更可怕的是，这种风气蔓延到了高校和学术界。一旦批评家掌握了权，就充分利用现有的竞争机制竭力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事，特别是高于自己的年轻人，实际上成了学霸。这种“学术新贵”的膨胀，正是一个国家文化创造力衰败的前兆。

二、评奖黑箱——文学奖项如何从荣誉殿堂沦为利益分赃场

我曾亲历一场国内大型文学奖的评选过程。在那次评奖中，我亲眼见证了什么叫“打招呼、拉关系、分果果”。作家阿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就直言不讳：“国内有的文学奖项到后来都不是在评作品了，有点像在评先进。一次得奖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大家就可以拿着证书去评职称、调工资了。这样的文学奖对个人有好处，对文学却是一种伤害。”

阿来进一步指出：“我在国内也做过一些文学奖的评委，评奖之前往往被召集开会，统一思想。思想都统一了，那还要我们这些评委干什么呢？”他忧虑地表示，一些官员往往在开会中夹带私货、乱打招呼，“最后受伤的就是我们文学和作家、我们的文化和公众”。

阿来所说的，正是圈子文化在文学评奖中的集中体现。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自评选至公布结果引发的争议一波接一波：从作品公示阶段的柳忠秧“跑奖”疑云，到获奖名单颁发后的口水大战，一路引发对评奖机制、投票公正性的百般质疑。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有记者对比了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主要奖项在内的评委名单，发现一些出镜率颇高的名字反复出现，其中既包括作协官员，也包括固定的评论家面孔。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对此评论道：“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或评奖关注只是聚焦于一个非常小的作家圈子，这样新人就很难出头。”

这些批评家们一方面当裁判员，一方面又做运动员——你当评委，我参赛；我当评委，你拿奖。你的作品研讨会我捧场，我的新书发布会你吹牛，哥们几个轮流坐庄，肥水不流外人田。大量宝贵的文学资源、文学活动，都被他们欲壑难填地牢固垄断。

当文学奖项不再是衡量文学成就的标尺，而沦为圈子内部利益分配的筹码，文学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当读者看到获奖作品后大失所望，他们会如何看待整个文学界？文学奖项的堕落，不只是一个行业内部的问题——它直接消解了公众对文化机构的信任，让国家的文化治理陷入公信力危机。一个连评奖都不能取信于民的社会，其文化号召力从何而来？

三、文坛世袭——“名人之后”现象背后的权力代际传递

2022年，一个名字引爆了全网——贾浅浅。很多人以她的作品质疑她的文学水平，觉得她不够资格进入中国作家协会，也有人以她是贾平凹女儿的身份怀疑其中有黑幕。她的诗作在网上被疯狂调侃，“充满了屎尿的骚臭味”之类的评价铺天盖地。然而，面对网民们的质疑，中国作协的回应却是“这些拟发展会员均是按照程序进行评审上报”。

“程序正确”是遮羞布吗？我反问：申请者的文章是不是自己写的？文章质量如何？文章是怎么发出来的？中间有没有权钱交易？这些问题在程序上都没有兼顾到。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怎么保证公平公正？又怎么可以培养出优秀的作家？怎么创作出能代表先进文化的优秀作品？

贾浅浅事件不是孤例。翻开中国文坛，“名人之后”层出不穷——父辈是著名作家，子女自然成为作家；导师是学术权威，学生自然进入圈子。这种“文学世袭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的代际垄断，其危害远超个人层面。它制造了一个封闭的文化精英阶层，使得社会流动的通道被堵死。当一个人的文学前途更多地取决于他姓什么、跟谁读研，而不是他的作品好坏时，文学就沦为了一场世袭的权力游戏。

中国作家协会挂了“中国”二字，代表的就是全国的水平。如果连作协会员的选拔都不能经得起公众的检验，国家的文化形象如何树立？文学的“世袭制”现象，折射出的是一个更深层的体制性危机——当文化权力可以在家族和师门内部代代相传，国家文化治理的民主性、开放性和公正性何在？

 四、文学资源被“瓜分”——谁在垄断国家的文化资产？

“他们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你当评委，我参赛；我当评委，你拿奖。你的作品研讨会我捧场，我的新书发布会你吹牛×，哥们几个轮流坐庄，肥水不流外人田。许多诗歌大奖、年度好书、诗选，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学福利，最终都落入了他们的彀中。许多宝贵的文学资源、诗歌活动、诗歌讲座，都被他们欲壑难填地牢固垄断，无比贪婪地瓜分占有。”

这段话是一位批评家对当代诗坛一些现象的尖锐抨击。他所描述的，正是圈子文化对公共文化资源的蚕食与垄断。

这不是诗坛独有的现象。在童书市场，曾出现童话大王郑渊洁公开炮轰某知名教授进校卖书的事件。郑渊洁指出：“童书的批发价现在大都在四五折左右，换句话说，一本定价10元的童书，出版社以4元5角左右的价格批发给书店。而书店打着能邀请到曹教授进校园的旗号，通过老师以全定价的价格卖给学生，其中的部分价差进了谁的腰包？有没有寻租空间？会不会腐蚀我们优秀的教师队伍？”而当这位教授一年靠销售童书挣了2700万元的传闻传出时，公众的质疑声达到了顶峰。

在网络文学领域，圈子化与资本垄断的结合制造了更为残酷的现实。数据显示，前30位头部网络作家包揽了全行业90%以上的收入，而1800万注册网络作者中，真正获得稳定收入的不足六万人。IP全产业链开发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垄断，某网文平台的财报显示，其版权运营收入中85%以上来自前20部头部IP网文作品。这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使得中小网络文学作者即使创作出优质内容，也难以获得衍生开发的IP增值机会。

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官员也将文学圈子当成了名利场。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有人将协会当成“交友会”，千方百计想着如何积攒人脉、拉拢关系；有的甚至直接利用会员身份“做起买卖”，将七拼八凑、粗制滥造的作品结集出版，向基层或分管单位强行摊派、漫天要价。在他们眼中，“作协会员”的光环成为了利益输送的“标的物”，获取利益的“聚宝盆”。一位落马官员在执掌企业期间，5年内出书8部，安排单位为其报销出书费用64.2万元，其“火车轰隆运煤忙，运到江边发电厂”之类的顺口溜式诗句在干部职工中传为笑谈。

当公共文化资源被一小撮人瓜分，当文学奖项、出版资源、创作基金被圈内人自我循环分配，谁来保障真正有才华的人得到机会？当国家的文化资产变成了私人的“菜园子”，谁还会相信这个国家的文化事业是公正的、开放的？这种资源垄断造成的不仅是文学创作的萎缩，更是对整个社会公平正义信念的侵蚀。

五、从文学圈子到“饭圈”——理性如何被消解，社会如何被撕裂

文学圈子化的危害，绝不仅限于文学领域本身。在媒介技术迭代的推动下，文学批评的圈子化现象已经呈现出“饭圈化”的新形态。新媒体语境下的圈层化批评具有批评主体的粉丝化、批评生产的组织化、批评立场的单一化三大鲜明特点。这些圈层化的文学批评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彰显出本身的效用性，“既生机勃勃，又具有一定的破坏力”。

“饭圈思维”的侵蚀已经蔓延到了严肃的文学和文化领域。这种思维方法以偶像至上、二元对立、情绪化表达造成群体极化和粉圈从众行为，严重影响公众的理性对话空间，导致社会共识难以凝聚、公共领域持续撕裂，更在情绪化中消解着经典的严肃性，危及传统文化传承的根基。

我曾亲历一次越剧演员因在采访中说错《红楼梦》常识而引发的风波。红学专家就此做了知识普及，本应成为普及经典知识的契机，却因有损粉丝心中的“完美人设”而遭到网暴——“被各种问候祖宗十八代”。部分粉丝非但拒绝承认偶像的错误，反而对指出问题者展开网暴，更有甚者发文试图重构“大观园体系”，妄图用“经典没有标准答案”的诡辩，把学术纠错夸大为“文字狱”。

这种极端饭圈文化把对偶像的爱扭曲为党同伐异的武器，用控评编织信息茧房，不仅让一些民众承受伤害，还让公共舆论场陷入“群体极化”的境地。这种从文学圈子延伸到粉丝群体的思维模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化消费行为，而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它反映了社会理性正在被情绪化所侵蚀，公共对话空间正在被撕裂，社会共识正在被瓦解。

当理性对话的空间被挤压，当知识权威被饭圈逻辑消解，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形成建设性的公共讨论？如何能够凝聚社会共识？一个在文化层面已经分裂的社会，又如何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保持团结和凝聚力？

六、长远危害——文学圈子化如何蚕食国家的文化根基

通过以上论述，我要总结的是文学圈子化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长久危害。这种危害不是立竿见影的，却是抽丝剥茧般缓慢而致命的。

第一，它抽空了文学的灵魂。 文学本应是探索人性、关怀现实、启迪思想的精神事业。当文学被圈子化，被利益输送，被权力游戏，文学就失去了它最根本的精神品格。正如法国思想家萨特所说：“文学就是你采取的自由行动。”当文学创作不再自由，不再真诚，它还有什么价值？

第二，它掏空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 当文学评价不再由作品质量决定，而由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当文学资源不再按才华分配，而按圈子归属分配；当文学荣誉不再以成就论英雄，而以资历和关系论座次——这种不公正的文化生态，将潜移默化地侵蚀公众对公平正义的信念。一个在文化领域都无法实现公平的社会，凭什么在更广阔的领域让人相信公平？

第三，它割裂了社会共识，阻碍了公共理性的形成。 文学本应是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们沟通理解的桥梁。当文学被封闭在圈子里，当批评被异化为党同伐异的工具，当“饭圈思维”消解了理性对话的可能性，文学就不再是桥梁，而是成了阻隔社会对话的高墙。

第四，它阻碍了文化创新，窒息了民族的文化活力。 一个封闭的、排外的圈子，必然是一个保守的、僵化的系统。圈内人互相吹捧，彼此确认既有的审美范式，排斥异见，打压创新。当一个国家最应该活跃的文化领域呈现出“暮气沉沉”的景象时，这个国家的文化创造力就会逐渐枯竭。而那些被排斥在圈子之外的真正有才华的年轻人，要么选择沉默，要么选择离开，人才流失成为必然。

第五，它损害了国家的文化形象和国际文化竞争力。 当国内的文学奖项缺乏公信力，当文学的评判标准陷入混乱，当圈子文化成为阻碍文化交流的壁垒，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如何在国际上赢得尊重？阿来忧心忡忡地指出：“一方面我们国家缺少有公信力、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能得到公认的文学大奖；另一方面官方、半官方办的小奖太多了，很多奖评到最后往往变成了评先进、分果果。”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一个连自己的文学评价体系都治理不好的国家，如何赢得世界文化话语权？

结语：走出圈子，回归文学本身

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是真实的表达，是自由的创造，是对人性的探索，是对社会的关怀。不是权力的游戏，不是利益的交换，不是关系的博弈，不是圈子的围猎。

文学圈子化的受害者，首当其冲是那些怀揣文学梦想却被拒之门外的普通人。但受害者远不止于此——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品质，是下一代的文化审美，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文化自信。

我不是要全盘否定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也不是要推翻已有的文学体制。我要呼唤的，是一种变革——从圈子走向公域，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人情走向原则，从利益走向价值。文学批评应该回归客观公允，文学奖项应该回归艺术标准，文学资源应该按才华分配而非按关系分配。

有人会说，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要完全消除圈子化是不现实的。但正因为难以实现，我们才更应该努力——因为这件事，关乎的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兴衰，更关乎一个国家的文化灵魂。

文学不应该成为少数人的游戏，而应该成为全体国民的精神家园。 当文学真正回到人民中间，当文学的评判回归作品本身，当批评家敢于说真话，当奖项能够取信于民，这个国家的文化，才算真正走向成熟。

但愿有朝一日，当有人问起我文学的现状时，我不再需要写下这样一篇沉重而痛心的檄文。但愿那个纯粹、真诚、充满活力的文学世界，不是只存在于记忆里的美好传说，而是我们能够亲手创造和见证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