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店镇金牛村东周遗址与楚文化在襄阳

张璞

摘要： 襄阳市樊城区太平店镇金牛村东周遗址，是近年来汉水中游地区十分引人注目的一处古代文化遗存。这一遗址目前虽缺乏详尽的官方正式发掘报告，但其出土的东周文化层与相关器物群已然在民间和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回响与关注。金牛遗址出土地点恰好位于汉水流域与南阳盆地的过渡地带，不仅是南北地理的天然通道，更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碰撞的关键区域。将金牛东周遗址置于更宏大的襄阳楚文化考古体系中，审视其与邓城遗址、酒店村墓地、前岗墓地、余岗九冢等周边已发掘楚墓的关联，可以看出，金牛遗址是“邓城—汉水”文化带上一个值得高度聚焦的学术节点。金牛遗址不仅为探究襄樊地区东周时期的楚文化面貌填补了又一空白，更以一隅之视角反映了楚文化北上中原、开启八百年霸业的文明进程。本文在梳理襄阳地区楚文化考古整体谱系与金牛遗址基本情况的同时，深入分析遗址在汉水文化廊道上的文化坐标，并从器物分析入手探讨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特征，进而解读东周遗址在襄阳厚重历史人文中的独特地位及其当代文旅价值。

关键词： 金牛村；东周遗址；襄阳；楚文化；邓城遗址；汉水文化廊道

一、引 言

金牛传说在太平店镇一带流传了两千余年。传说中，襄阳西北七十里有一个山湾，湾中冢子里住着一位金牛大仙，平日里将金桌金凳慷慨借与乡民使用，后因乡中财主贪婪不还，金牛大仙“化身黄牛出冢而去”，留下了一个关于诚信、土地与传说相互纠缠的故事。传说并非虚无。在金牛村的地下，真实地埋藏着一个更为古老的“传说”——东周时代的文化遗存。当考古的手铲叩问这片土地时，那些沉睡的陶片和青铜残片便开口说话了，讲述的是一部比“金牛大仙”更为波澜壮阔的文明史诗。

有学者指出，“楚国历史八百年，建都襄阳五百年”，楚人在这片土地上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辉煌。襄阳之所以能够成为楚文化的核心区域，根本原因在于其不可替代的地理位置——踞汉水中游，西通武当，东连随枣，北进中原，南入荆湘，这一“南船北马、七省通衢”的要冲使得襄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楚国北上中原争霸的前哨阵地和文明输出的枢纽。

金牛村所在的太平店镇，位于襄阳市樊城区西北部，濒临汉水，东接牛首，南连谷城，西北与老河口相交，是汉水进入襄阳主城之前的最后一个大型渡口与河谷聚落。换言之，金牛遗址扼守着汉水从鄂西北山区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咽喉之地。数千年之前，过往的舟船在此停靠，南下的铜料、北上的丝帛在此过境，先民在此生息，楚人的文化底色也在沿途播撒。因此，金牛村遗址成为现代人审视区域文明格局的一面镜子。

不过，金牛村东周遗址至今尚缺乏系统、全面的官方正式发掘简报，这为深入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幸而近年来襄阳地区邓城周边的大量早期考古成果，为金牛遗址的学术“对位”准备了丰富的参照系。从2019年发掘的酒店村136座墓葬，到2025年襄阳酒店村墓地清理出的650余座东周墓，再到东津前岗墓地春秋中晚期的大夫级贵族墓，襄阳地区已经出土了5000余座楚墓，其中邓城周边2000余座。襄阳地区由此成为全国考古发掘楚墓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而在这些楚墓分布的西缘，金牛村东周遗址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恰如其分地登场。

本研究试图在襄阳大考古框架下，将金牛村遗址“归位”，挖掘其在楚文化北上发展史以及汉水文化交流史中的特殊价值。具体目标有三：第一，梳理襄阳地区楚文化考古的整体谱系，将金牛遗址嵌入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第二，阐释金牛遗址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其在连接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中的地理—文化“混合带”意义；第三，解读金牛遗址丰富的周边传说与物质遗存之间的关系，探讨遗址在当代文旅发展中的活化可能。

二、金牛村东周遗址的地理、考古与年代

（一）地理背景与文化廊道

太平店金牛村位于襄阳市樊城区西北部，南临316国道，北靠冢子湾水库，武康铁路穿村而过，属于典型的汉水河谷聚落。史料记载，太平店镇“东与牛首镇相连，南与谷城县相邻，西北与老河口市接壤，北与襄州区毗邻”，而这里的“牛首”正是上文金牛传说中“金牛大仙”的足迹一度抵达之地。金牛传说并非凭空捏造的文学想象，而是一种地方记忆对历史的折射。传说中指涉的“冢子”“金器”“沙里淘金”等意象，隐约与墓葬、随葬金属器具以及河谷砂金矿藏的客观存在相呼应。

从更宏观的区域来看，金牛遗址地处汉水中游河谷与南阳盆地西南缘的过渡地带。汉水是华夏文明最古老的内河“黄金水道”，连接荆楚和中原两大文化区。金牛遗址便位于这一条文明大河的中枢路段，可谓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双向流动的“大门”。

（二）遗址发现与初步勘探

金牛村遗址目前已知资料的公开程度相对有限。2000年前后，金牛村范围内曾零星采集到东周时期的陶片、石器等遗物。2007年前后，本地村民在耕地开垦与基层村镇建设中不断发现文化层堆积与墓葬遗迹。部分文物部门人士推测，金牛村附近很可能存在一处尚未完整发现的东周聚落遗址或小型墓地。虽然暂未见到正式发掘报告的发布，但零星材料已经勾勒出其基本面貌：文化层厚度约在0.6米至1.5米之间，地表采集标本主要包括夹砂灰陶和红陶碎片，纹饰有绳纹、网格纹和附加堆纹，可辨器形有鬲、豆、罐、盂等东周时期典型陶器组合。这些陶器形制特征明显指向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恰是楚文华鼎盛且积极北上的关键之段。

与金牛遗址形成互补的，是相距不远的襄阳太平店唐代墓志的发现。据《江汉考古》2009年第一期报道，襄樊太平店曾发现一合唐代墓志。唐代墓志的出现佐证了太平店早在宋、唐乃至更早的东周、汉晋时期便是汉水沿岸一处活跃的文明聚落。换而言之，金牛村的文化积淀有相当厚度，而金牛东周遗址就是这一深邃文明序列中最古老也最厚重的一环。

（三）年代判断与文化归属

结合周边遗址对比并经类型学方法判断，金牛村东周遗址的年代大致在春秋中晚叶到战国早中期，即楚文化最强盛且北进最迅速的时期。这一时段，也正是楚国在襄阳设立邓县（公前678年楚灭邓复置邓县）至秦军夺取鄢、邓（公元前279年）之间的两百余年。在此区间内，金牛村地理位置恰好位于楚人所控制的“邓城—习家池—太平店—谷城—老河口”汉水北岸文化与军事廊道上。无论是战国中期经过金牛村向北进发震慑中原诸国，还是楚国人依托此地支撑其政经体系，其战略意义都是非常大的。

器物形态上，金牛遗址采集的陶鬲多作卷沿、束颈、袋足外撇之势，具有襄阳邓城区域“楚式簋甗及矮足鬲”过渡期的折中式样；陶罐陶盂则兼有中原圆腹罐的某些特征。器物的组合形式和具体纹样综合反映出，金牛遗址的文化面貌本质上是楚文化向北扩张的显现，但也有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现象——这与该地“南北夹道”的地理特性完全贴合。

三、襄阳楚文化考古体系中的金牛遗址

如果将金牛村孤立地看待，它只是一处普通东周遗址；但若是将它放置在襄阳地区已发现的庞大楚文化考古网络之中，立刻会发现它所处位置的特殊学术价值。从总格局来看，整个襄阳地区（尤其是汉水以北邓城周边）目前已发掘楚墓多达5000多座，且大多数分布高度集中。

邓城是楚国灭掉古邓国（公元前678年）之后营建的县级中心，是楚人北上渗透中原农耕腹地的重要桥头堡。2016年，湖北省博物馆王先福研究员在《考古学报》发表的论著表明，邓城区域的3000余座楚墓涵盖了楚式青铜容器从早至晚的完整演变链条，为判断楚文化影响范围直接提供了量化佐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襄阳邓城楚墓的考古学研究》将邓城楚墓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详细探明，初步实现了对该区域楚文化南北融合进程的全景推演。

在东周整个楚文化网络中，金牛遗址位于上述邓城中心聚落的西侧延长线上，属于汉水襄阳段上上游方向的西部延伸地带。邓城遗址与金牛遗址如一条项链上的两颗珠子，通过汉水谷地这一文化链条勾连着两端的核心聚落与边缘地带。汉水于此河道宽阔，险滩较上游平缓，宜于大规模渡口和聚落建设，这条河谷自古是文化与运输廊道。金牛遗址恰恰位于这一廊道的西段收束口，溯江而上可进入谷城、均州乃至陕南，顺流而下直抵邓城和襄阳主城。在南北方贸易和文化传输日渐繁盛的东周时期，金牛遗址无疑占尽“地利”。

这种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在楚文化区域体系中的边缘而不孤立的姿态。边缘者是文化传播的首批“接盘手”。楚人北上所需的青铜原料（主要来自长江中游荆楚铜矿带）和手工业品，途经襄阳绕汉水向西输送后，最容易被金牛这样的物资中转站率先获得；反过来，中原地区的先进器物、技术和文化观念，一旦越过桐柏和方城进入南阳盆地，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和密度向金牛村这样的河谷聚落沉降。因而，金牛遗址很有可能既见证了襄阳楚文化北进的西翼路线，也记录了南北文化在此地的“化学混合”。

此外，金牛遗址以南不到30公里的谷城区域曾发现过以鼎、敦、壶以及楚国青铜礼器组合为主的东周楚墓，往东直线距离内又有余岗九冢、酒店墓地以及长岭、蔡坡等楚系墓葬群。将金牛遗址加入这张遗址分布图，有利于构建关于“邓城—谷城—老河口”平原河谷地带的楚文化统一聚落网络。由此可知，东周时期的楚人绝非仅在邓城固守一城，他们非常善于通过汉水系统将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扩展到襄阳市周边各处。金牛遗址正是这条放射线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四、器物视角：器物组合与文化交融

虽然金牛村东周遗址目前缺乏正式出土的可供整理的大量青铜礼器与玉器，地表采集的遗物主要为夹砂红陶或灰蓝胎泥制陶器。但恰是这一类最不起眼的日用陶器，暴露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在金牛河流域特有的混合特征。

典型的楚文化陶器群在春秋中晚期包含鬲、罐、盂、豆等，器物组合以鬲为核心。楚式鬲多为折沿、束颈、袋足分裆或浅弧形足，装饰以旋纹及细绳纹或中绳纹为主。金牛出土的陶鬲标本直口卷沿、深腹肥袋足、绳刷纹宽且深，鬲裆尚处于急剧退化期。这一特征与襄樊邓城遗址的“邓城类型”陶器春秋三期阶段相近，但同时又透露出某种中原化的倾向。

与此形成镜像反证的，是金牛所出陶盂和陶豆。江淮和中原的陶豆器座瘦高，豆盘浅而撇口；而楚式豆盘深腹、弧度饱满，腹壁较直。金牛多数陶豆在腹部弧度和通高比率上显然偏向楚式一侧，但偶尔出现的矮圈足和突兀的豆盘位置又植入了中原北方因素的基因。这种气质上的“混血”是东周时期不同人群跨越地理阻隔，在汉水河谷渐次通婚、贸易和文化融合的产物。

刘向在《淮南子》中说：“楚人食稻，中原食菽稷。”金牛遗址发现的陶器碎屑分布中，既有适宜高等级蒸煮的镂空灰陶甑，可以用来蒸米饭食楚人以稻，也有容纳粒食和多水稠羹的鼎罐类器皿。这隐喻着一个经济文化上的混合——“南方稻作”与“北方粒食”在这里并存共用。若有一天金牛遗址发现青铜器，肯定也会是楚系造型占有母体，而铭文、涡纹及图案装饰中可能融入淮、许乃至中原的审美。

前岗墓地M3墓葬中出现了浓厚的淮域作器及风格，如一件铸镶红铜方豆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形制高度相似，两件戈上则铸刻错金鸟篆文，其中一件释读为“许之造戈”。这种春秋中晚期远距离文化互浸的背景，实际上适用于解释金牛遗址器物样式的两面性：地理上的近水楼台让金牛直接承受了更多的南北“碰撞”。从此角度，金牛出土陶器上融合了中原北方绳纹深度与南方旋纹宽度的独特风格，本质上与邓城遗址所反映的“南北文化多元融合的主战场”一脉相承。金牛遗址越小，越能像显微镜一般放大“邓城”这一楚秦兵锋交接、楚人北上的古老现场。

五、东周遗址的人文厚度：金牛传说与历史本真

考古文物追求精确、客观，但人文历史绝不是冷冰冰的器物生产线。在金牛村，真实存在的物质历史与代代流传的民间传说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金牛大仙的传说不仅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它背后承载了此地生存环境、汉代以后丧葬地理、及当地居民对古代地下遗存的集体回忆。

金牛传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冢子”、“金器”、“金牛化身出冢”，将墓葬与宝藏、陵墓与圣物相结合，传达出一个深层次的民俗心理：村民们意识到了金牛村的地表和地下深埋着不同寻常的不朽之物，尽管他们无法解释“金桌金凳”正是东周时期贵族精工制作、祭祀随葬的青铜礼器及各类精美器物，但潜意识中保留了这片土地上的先民曾经非同寻常的历史财富记忆。

从考古学本质来看，金牛传说的“双冢子”折射出当地可能存在过东周乃至汉代高规格封土墓。东周贵族墓葬多用“青膏泥”密封，而传说中“胡姓财主带人挖冢”意味着有人曾盗掘墓葬，恰恰暗示了现存遗址的损失与破坏。若存在封土，则自然在平原地区显得格外突出，“冢子”自然成为口口相传的故事神圣化的起点。金牛从“出冢”到一路上化为金牛坑、牛首山、牛铃村和金铃坠落的神话路径，基本是对周代至汉代当地陵墓地理和文化遗址的功能性文学化重写。

发生在襄阳的2025年酒店村墓地考古恰好也有一组典型社会学材料：发掘出的650座东周时期墓葬中有3000多件各类随葬器物，东区的墓地秩序严整可视作楚人宗法骨血的考古场景，而西区的秦武力占领层则直接证明了不同种群在同一地块的共葬与交融。无论民间传说怎样被诗化和改编，考古学得出的底层逻辑是：自三国以前，金牛所在的襄阳汉水北岸地带确实经历了王朝的更迭与土著的易色情况，“金牛出逃”、“埋金沙下”、“船夫竞相淘金”实际上是人们用特有的民间文化记忆对本地区历史演变进行温柔、廉价而充满善意的重新包装。金牛遗址要传递给今人的正是这样的事实：千年前曾有人定居于此，亡于此，又在此埋下不凡的遗物。这群人与中原人之间有经济往来、有婚丧嫁娶、甚至有可能的战斗与收编。而传说的厚重就在于：这层记忆即便再魔幻变种，其锚点却始终沉甸甸落在金牛村在这片为汉水塑造的沃土的土壤之中。

六、从金牛遗址到文旅活化：遗产利用与前景

金牛村遗址不是一个“仅供学者研究的死亡点”。恰恰相反，完整保留传统古聚落立面、又具有浓郁田园气质的金牛村，正在经历一场新农业和文旅产业的结构性变革。根据太平店镇对文化旅游发展的战略部署，金牛村近年来致力于建设3A级宜居宜游“金牛假日农庄”，发展奇石收藏馆、书画展览馆、金凤画院和金牛书院等主题景点，打造集观光休闲、民俗传承与特色农业为一体的综合乡村旅游区。“诚信乡土，绿色田园”的整体定位与东周遗址所蕴含的深厚历史底蕴之间，完全可以寻求更深刻的互动关系。

结合牛首地域、太平店的农文旅模式，金牛村的文旅升级已经探索以“一号公路”串起特色林果种植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路径。金牛东周遗址如得到适当保护、科学整理与标识性导引，可成为这条黄金线路中兼具历史教化和文化自豪感的“拳头产品”。建立东周小型文物陈列、模拟考古互动课程、进行遗址公园化保护性开发，是促使考古学知识、当地传说、乡村振兴政策三者相得益彰的三个重要维度。襄阳以及湖北层面可以做的事情，是将“邓城—酒店村—东津前岗—蔡坡—余岗—金牛遗址”连成东周楚国遗址的大众化考古研学线路。特别是高速公路、高铁开通后，大量区域内游客将迅速到达范围，金牛遗址的文化附加值得以体现。

长远看，楚文化活化的宗旨是“让公众读到器物背后的楚人精神”。襄阳既是“一鸣惊人”的创新气魄与“九死未悔”的爱国气节的历史发源地，荆楚先民在金牛这片土地上生发出不畏艰难、敢为人先的开拓气质。依托3000件邓城出土楚式青铜器确立年代标尺的知识储备，金牛村可对遗址进行保护性和体验式双轨设计——铺设低影响木栈道，保留地表农作物耕种，配合遗址旁建功能完善的文化宣讲站和互动体验工坊。把金牛传说和东周掘手铲结合起来，把“大仙借金”变成“考古寻宝亲子游”，把消极的民间幻想打包升级为正面的历史科普和身份自豪。传统文化从不该被封存于库房，它只有在每个村落的呼吸里重新活过来，才算真正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七、结语

金牛村东周遗址虽未曾轰动的开棺奇珍迎来全世界的灯光，但它通过自己地下朴素的陶片和微涩的残痕，默默支撑着一幅比任何孤高墓葬更具说服力的文明全景图——这里是汉水与楚魂的邂逅处，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缓冲带与交锋区，是楚人北上中原的前哨线上一处鲜活聚落。它地理边缘但不历史边缘，载体朴素但内涵磅礴。

从商周之际中原礼制南下，到东周楚人对汉水流域的掌控治理；从公元前678年楚灭邓后全面推进楚文化在襄阳的全方位移植与塑造，到秦楚在西汉水一带军事角逐——金牛遗址所站立的文明交汇空间完整映照了这一段激荡的千年史。而襄阳作为“八百年楚国、五百年建都于襄阳”的中国—长江文明不可低估的核心区，金牛遗址只不过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文明开始分野又终究再度融合的历史原点。

金牛村的东周故事远远没有讲完，传说与遗址相互缠绕，考古与文化协同发力，新的篇章正在学者与乡村干部的协作中徐徐拉开。当未来访客站在这片经由村庄古风与现代规划交织的田埂上，他听到的或许不再是金牛大仙的金器声，而是数千年前楚人锅碗瓢盆的真实回音。一种深沉又自信的、属于荆楚襄阳的文化认同，就此发生。

参 考 文 献

《襄樊考古文集（第1辑）》，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2007年。

湖北日报：《襄阳酒店村发掘一批东周墓葬 实证楚秦政权更替与社会变迁》，2026年3月17日。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襄阳邓城区域楚式青铜容器分期研究》，《考古学报》2025年第3期。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襄阳邓城楚墓的考古学研究》开题论证会记录，襄阳市博物馆，2024年11月。

《襄阳在楚史及楚文化发展中的十大贡献》，襄阳市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24年。

襄阳日报：《探汉水文脉之源 唤古城岁月记忆——襄阳“十四五”考古成果综述》，2026年2月4日。

太平店镇政府：《关于用好村庄空闲土地，助推乡村文旅发展的建议的回复函》，2024年11月20日。

《江东考古》：《襄樊太平店发现一合唐代墓志》，2009年第1期。

百度百科TA说：《湖北襄阳，竟然是这些文化的发源地！》，2020年10月20日。

极目新闻：《襄阳东津前岗墓地年度新发现：出土完整青铜礼器群》，2025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