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璞
摘要
襄阳地处汉水中游，自古为南北交通之锁钥、楚文化之重镇。近年来随着襄阳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的陆续公布，散落在乡野田间的古遗址正在揭示一个更为立体、更为鲜活的古襄阳历史图景。在樊城区太平店镇金牛村，金冢子、孙家街、城隍寺三处东周遗址如三枚沉埋于黄土之下的文化楔子，将一条通往两千余年前的文明线索牢牢钉入大地。这三处遗址规模不大，甚至在全国考古谱系中近乎无名，却恰因其“非典型”而具备了特殊的学术张力——它们不是楚王的陵寝，不是国都的要塞，而是楚国在“北进中原”宏大叙事之下，一个普通聚落乃至一处边远城邑所留下的微小而真实的日常印记。本文以金牛村三大遗址为核心考察对象，结合太平店镇古称“山都”的历史地理考证，将这一偏居襄阳西北隅的小村落置于楚国扩张的宏大历史框架之中加以审视，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楚人从丹阳出发、破邓墟而北望，在通往中原的道路上，像金牛村这般规模的聚落，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通过对遗址性质的辨析、历史地理的考据以及楚文化宏观叙事的对照，本文尝试阐释“后邓国时代”襄阳楚文化网络的形成机制，揭示乡土遗址在国家文明构建中的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
【关键词】 金牛村 东周遗址 山都县 楚文化 古襄阳
一、引论：古襄阳的“陶片密码”与乡土遗址的文化张力
行走于襄阳的乡间的田埂上，脚边时不时会踢出一片形状古朴的瓦砾。把它捡起来拂去泥土，若稍具考古常识，你或许会注意到上面依稀可辨的缠绵的绳纹。于是你站在这片看似寻常的水稻田里，实则与两千年前某个东周聚落中的缕缕炊烟猝然相逢。这便是“陶片密码”——一种专属于考古工作者的、无声却内涵万千的“历史摩斯电码”。在当前的史学研究中，相对于那些“高、大、上”的诸侯王墓与大邑遗址，正是这些散落在田野之中、几乎毫无“明星相”的普通聚落或小城邑，才构成了一方历史真正扎实的地基。
襄阳，作为自古兵家必争的“铁打的襄阳”，也是楚文化在江汉流域发育、勃兴并经久不散的核心区域。据史料记载，自熊绎被周王室封于楚地，至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这八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楚国竟有长达近七百年的都城及政治活动范围是在襄阳境内。透过这样一道深邃的光芒，回望樊城区的太平店镇，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窗扉悄然开启。
太平店镇位于樊城区西北三十余公里，古称“山都”，秦朝时已经建有建制，乃南阳郡山都县治所所在地，是一座实实在在有着两千多年高龄的繁华古镇。该镇濒临汉水，在过去是连接鄂、渝、川、陕等地商业贸易的物资集散中心，曾有“小樊城”之称，留下了“两堂、三馆、一宫、一阁、六庙”等众多古建遗迹。而今天我们要研窥的历史，则深藏在其下属的金牛村厚实的黄土之下。
文物考古调查及当地文化资料显示，金牛村境内人文资源颇为丰厚。据2021年9月湖北省文联的调研显示，金牛村拥有“金冢子遗址、孙家街遗址及城隍寺遗址”三大历史文化遗址。这些密集而残破的文化堆积层，与距离金牛村不远的著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邓国故城”遗址之间，隐藏着一条未被拓印的历史脉络。
撰文意在以此三处沉寂于油菜花田与襄渝铁路边的东周遗址作为解剖古襄阳历史肌理的手术刀。通过对太平店镇东周时期地望属地的考证，以及对楚国灭邓——这一发生在两千七百年前极具决定性历史事件的印记梳理，从而深入解析金牛村这类“非典型”乡土聚落，在国家文明构建与楚文化冲击下所产生的城乡互动与生死安顿。
二、田野回望：三座遗址折射的历史镜像
（一）金牛村的“三大遗址”：历史坐标的再发现
当我们不再满足于枯燥的文字典籍，而是驱车穿过金牛村的乡间道路，一片覆盖着饱满庄稼的沃野便展现在眼前。在其间行走，地理上的丘壑起伏其实也是在重走一条穿透时间的历史轨迹。金牛村现代行政区划位于太平店镇的东北向，距离镇中心大约5.8公里，蜿蜒穿过的襄渝铁路和北面碧波滢滢的冢子湾水库，构成了这里现代与古代交织的两道剪影。
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对“金冢子”与“孙家街”、“城隍寺”的关注，或许源于基层乡镇在申报旅游点位时偶然的一份执着心。2021年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邓长青到金牛村调研时，才在其简单的文旅汇报中第一次系统地注意到此三处遗址。它们就这么安静地存在着，犹如三位遗忘了时间的老者，即使“金冢子”听起来名头响亮，但它并不是楚国某个著名的封君陵墓，而很可能是一处已经消隐了的聚落高台。
而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的纪山镇，其实另有“金牛冢”车马坑遗址，其规模宏大，出土了漆木车15辆、漆木马90匹，被专家推测为西汉早期的诸侯王陵园奉邑，其轰动效应远非樊城区的金牛村可比。正因如此，樊城区金牛村的遗址更显得“寂寂无名”，而这种隐匿的特质，恰恰使得它在湖北文物普查的册页里保有了最原始的样貌。
它们所在的这片土地，建国后行政区划变动频繁：1948年以前此地归谷城县管辖；1951年划归襄阳县，称为五丰大队；1988年更名为徐营村；直到2014年才最终改名为金牛村。这金冢子、孙家街、城隍寺三个略显土气却又透着古韵的名头，在这片长期复杂的行政隶属变迁中得以保存，未曾湮灭，本身便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历史抗争。
（二）考古类型学视角下的年代推断
由于这三处遗址大多处于未系统发掘的“田野保护状态”，当前能剖析其真实存在形态的，主要是文物普查人员留下的手稿与口述。根据断崖与断面暴露的文化层以及地表广泛分布的陶片特征，专家基本将其圈定为东周至汉代时期的文化遗存。
这一定性并非草率为之。放眼望向广袤的樊城西北乡，太平店镇一带处于河谷丘陵相间的过渡地带，人类依水而居，在东周时期已经形成了较为密集的原始聚落区。文化层里夹杂的绳纹灰陶与砂质红陶碎片，是中原华夏文化与江汉楚蛮文化在汉水一线剧烈碰撞后留下的产物。三处遗址规模皆不大，甚至连完整的古城垣都所剩无几，不过却正好补足了考古学上关于楚国边远农村聚落的几处空白：它们既不是像宜城楚皇城那般政治枢纽的中心据点，亦非像纪山楚墓那般等级的诸侯陵区，代表的是一种民间化的、基础化的楚国社会基层肌理。
在遗址踏查与地方文献的印证过程中，还有一处不可忽略的地理微点——乔岗村。经襄阳市考古所的发掘确认，与太平店镇邻近的乔岗村存在汉代的遗城，即战国秦代所置的山都县城遗址。这一发现对于研讨楚文化如何渐进走向统一具有现实意义。从楚国的“聚落据点”到秦代的“县制政权”，历史从没有割裂，金牛村的这几堆陶片，不过是依附于古山都大邑下属的一个或者几个自然村落。
那么，这些遗址与著名名胜古迹“邓国故城”之间的有机联系便极为清晰了。邓国故城落在今襄阳高新区的团山镇，处于古邓国春秋青铜时代的腹心区。公元前678年（楚文王十二年），楚国挥师北上，饮马汉水，一举灭掉立国数百年的邓国。自此，鄂北豫南一带诸姬姓小邦尽归楚国囊中，金牛村所在的这一片丘陵沃野，正式成了楚人打造其“霸图必须的北方门户”的第一梯队。
三、地望考辨：山都县的千年归去来
若只凭几处陶片就断定金牛村的非比寻常，恐怕难以服众。要理清这里的历史脉络，绕不开“山都县”这一地理坐标。太平店镇有“古称山都”之说，而这一古称背后，牵连着襄阳从先秦到秦汉的整个行政区划变迁史。
“山都”之名，最早见于战国末年。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国置山都县，属南阳郡。此时的楚国正处于秦军步步紧逼的危急时刻——十年之前的白起拔郢，已经让楚国痛失江汉腹心。山都县的设立，与其说是楚国的内政安排，不如说是秦国吞并进程中的一个行政嵌入。但问题在于：山都县的地望并非秦国凭空划出，而是在原有楚地聚落体系之上的一层“行政叠加”。《光绪湖北舆地记》清晰记载了周秦之际这一带的归属流变：周时为邓、鄾二国地，后皆灭入楚，为楚地。秦兼天下，于汉南置南郡，于汉北置南阳郡，遂为南郡、南阳郡地。属南郡者为襄阳县地，属南阳郡者为山都、邓二县地，均属荆州部。
山都县在两汉魏晋时期屡经沿革。汉末，曹操分南郡编县以北及南阳郡山都县，始置襄阳郡，山都县遂属襄阳郡。晋代山都仍属襄阳郡，刘宋时改属新野郡，至北周时废县入安养县。唐代以后，山都县的地理概念逐渐消失于正史的记载之中，但其作为一个历史地名，却在民间记忆和地方文献中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太平店镇自称“古称山都”，正是这种记忆韧性的体现。
然而“古称山都”是否意味着太平店镇就是秦置山都县治所的直系承继者？现有的考古证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据襄阳市考古所的发掘，真正的汉代山都县城遗址位于太平店镇乔岗村，那里不仅发现了城址遗迹，还发掘出多座汉代墓葬，其中一座的规格与县级官员身份相吻合。这意味着太平店镇一带确实是山都县的核心区域，但“镇区”与“县城”之间尚有一段距离，金牛村的遗址则更靠近县治的边缘地带。
由此观之，金牛村的三处遗址在战国秦汉行政体系中处于一个极为微妙的位置：它们不属于核心城址，却也并非不受管控的边缘地带；它们毗邻县治，却又保持着农村聚落的原生形态。这种“半城半乡”的地理位置，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楚国基层社会结构的理想窗口。
四、历史分野：楚灭邓前后的襄阳身份重构
公元前678年，楚文王举兵北上，灭邓。这一事件，是理解金牛村遗址历史意涵的关键。
邓国，曼姓侯国，是西周时期分封在汉水以北的重要诸侯之一。其疆域北起南阳盆地南部，南抵汉水，与楚国隔江相望。在被楚国吞并之前，邓国曾是扼守南北交通的要冲，也是周王室在汉北地区的重要屏障。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3年），邓国曾与楚军大战于鄾地，联军大败，邓国从此走向衰落。二十五年之后，楚文王的铁蹄踏破了邓国最后的防线，这个立国数百年的诸侯国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邓国亡了，但大地没有亡。楚灭邓之后，并非将其变为废弃的荒地，而是迅速进行了有效的政治整合。楚国在邓国故地设立了邓县，将其纳入楚国的郡县体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制实践之一。《左传》记载此事时只有寥寥数语，但其背后的文明逻辑却耐人寻味：楚国在军事征服之后，并非以摧毁者的姿态登场，而是以建设者的身份重构了这片土地的权力秩序。
于是，襄阳的身份在这一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楚灭邓之前，襄阳所在的汉水北岸是周王室分封体系下的“汉阳诸姬”的领地，带有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而在楚灭邓之后，襄阳正式成为楚国向北方扩张的“桥头堡”，其文化身份开始从“中原边缘”向“楚地前沿”转变。
金牛村所在的太平店镇，正处于这一历史分界线上。楚灭邓以前，它与邓国故城同属一个政治文化体系；楚灭邓以后，它被迅速纳入楚国的疆域，成为楚国“北进中原”战略中的一个不起眼却不可或缺的支点。三处东周遗址中那些散落的绳纹陶片、那些被泥土掩盖的灰坑与水井，记录的正是这一身份转换在基层社会留下的痕迹。
五、楚风北渐：从丹阳到北津戍的宏观叙事
金牛村的遗址虽小，却不是孤立的。要理解它在楚时期的古襄阳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必须将其纳入楚国八百年的宏大叙事之中来考察。
楚国的历史，是一部从荆山深谷走向江汉平原、再走向中原的政治与军事扩张史。在这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目中，襄阳始终是举足轻重的主角之一。史料记载，楚国八百年历程中，长达约七百年的时间里，其都城及政治活动范围都在襄阳境内。楚人早期都丹阳——学术界多认为在今南漳、保康一带的山岭之间；后来迁至宜城，建立鄢郢，成为楚国在春秋中后期的重要政治中心。而襄阳城本身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楚国在汉水南岸修筑的大型军事渡口——北津戍。北津戍位于今襄阳古城西南的真武山、琵琶山北麓，是楚国“平步窥周疆”的战略支撑点。北津戍的设立，将当时中国中部南北交通的两条主要陆路——荆襄大道和夏路——联系了起来，使楚国在汉水南岸拥有了一个理想的屯驻军队和贮存军需的基地。与此同时，楚国在汉水襄阳段还建造了另一个大型军事渡口——东津戍，二者东西并列，分别承担了向不同方向进军的任务。《荆州记》记载：“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汉水），经南阳，出方关，是周、郑、晋、卫之道；其东津经江夏，出平睾关，是通陈、蔡、齐、宋之道。”从北津戍渡过汉水，楚国可以北上灭掉申国、吕国，降伏郑国、陈国、蔡国，进入中原腹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津戍和东津戍，就没有楚国在春秋时期的中原野心。
那么，在这条从荆山深处通往中原的大道上，金牛村这样的遗址处于什么位置？不妨将楚国的疆域想象为一个层级分明的文化同心圆：最内层是鄢郢这样的都城核心区，最外层是战争前沿的北津戍等军事要塞，而金牛村这样的遗址，则坐落在都城与边关之间的过渡地带。它不是战争的最前线，却是战争的后援；不是文化的输出中心，却是文化流动的必经通道。楚国从都城向北津戍调兵运粮，经过金牛村所在的太平店一带时，必然留下行政、军事、商贸等多重印记。三处遗址中那些尚待发掘的文化堆积层，很可能就包含了驿站、兵营或货物中转站的痕迹。
从这个角度来看，金牛村的遗址不再是孤立的、无足轻重的陶片堆，而是一个庞大文化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它微小，却不渺小。
六、城乡之间：楚国基层聚落形态的一个切片
进一步追问：像金牛村这样的遗址，在楚时期的社会结构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纯粹的农村聚落，还是具有一定功能的城邑边缘？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金牛村一地，而需要将其与襄阳区域内已经经过系统发掘的其他东周遗址进行类型学比较。
襄阳邓城区域是楚文化遗存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1971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面积不大的地域上先后发掘了四处楚文化遗址和八处楚文化墓地，时代跨越春秋早、中、晚期至战国早、中、晚期。邓城周边的酒店村墓地，东周墓多达650座，出土陶器、铜器、漆木器、玉器等各类器物1200余件，直观反映了从春秋晚期楚国控制邓城到战国晚期楚灭于秦这三百余年间社会结构的变化。邓国故址外围的彭岗东周墓群、沈岗墓地等，清理墓葬数量动辄数十甚至上百座，随葬品从简陋的陶器到精美的青铜礼器一应俱全，显示出从平民到贵族的完整社会分层。
与这些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墓地相比，金牛村的遗址目前尚处于“未激活”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价值更低——恰恰相反，金牛村这类遗址正好弥补了上述大规模墓地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在贵族墓群和政治中心之外，楚国的基层农村是什么样子？普通的楚国农民和工匠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他们的聚落是如何布局的？他们与附近的县城之间保持着怎样的经济往来？
这些问题，单靠发掘几百座贵族墓葬是无法回答的。它们需要在诸如金牛村这样的“田野遗址”中寻找答案。金冢子——大概率是一处人工堆筑的高台建筑基址——可能是村落中的祭祀场所或富户宅院；孙家街的街巷格局可能反映了东周聚落的道路规划；城隍寺则暗示着这一地带在后代延续的宗教与信仰体系。虽然目前尚无系统的考古发掘报告发表，但遗址名称本身已经为研究者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线索。
这种“贵族墓葬为主、平民聚落为辅”的考古发现格局，也恰恰印证了楚国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特征：在邓城这类政治中心周围，聚集了大量贵族墓地，表明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精英阶层手中；而在远离中心的太平店镇一带，平民聚落则构成了更为广大的社会基层。当一个村子拥有三处东周遗址时，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村”，而是一个跨越两千年历史的聚落层累。
七、叙事张力：乡土遗址与国家意志的碰撞与交融
通观金牛村遗址的材料，最牵动心弦之处并非某一件出土文物的精美绝伦，而在于它背后埋藏着的那种蓬勃着“国家意志”与“乡土文明”之间的巨大张力。
在楚人的政治地图上，襄阳永远是“兵家必争的北方锁钥”。对中原天子而言，若汉水襄阳一失，楚国便如失去了一半江山。然而在国家的高光叙事之外，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太平店镇这片丘陵上的黎民苍生而言，这里不仅是关乎国运的决战要塞，更是他们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家园。国家机器发动战争需要大批粮饷，楚国要北上争霸就需要后方稳定。在金冢子或城隍寺的周边，究竟有多少土著居民被编入楚军奔赴淮北等地作战？当楚国强行推行其“书同文、车同轨”的社会改制时，这些与中原文化更具亲缘性的“汉北之民”，在内心深处又掀起了怎样波澜壮阔的文化震荡？
正是这种国家层面上的“大刀阔斧”与基层聚落间的“润物细无声”，构成了历史真正的立体景深。楚人来之前，这片土地属于邓国文化区。楚人来之后，原有的邓国贵族或被迁走、或被同化，但那些在田间地头日复一日耕作的普通民众，他们的生产工具、饮食习惯、丧葬习俗，恐怕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发生剧烈变化。考古发现的东周陶片中，既有带有楚文化因素的器形，也不乏保留邓国旧风的部分——这种文化杂糅现象，在像金牛村这样的边缘遗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一文学色彩浓厚的叙事张力并非神话臆想。近年来在襄阳市博物馆陈列的青铜器群中，那些采集于太平店一带的战国铜镞，以及那件刻有“大司马”铭文而震惊四座的楚国鼎，不正是这种冲突与融合的最佳历史见证么？穿过这些历史的硬物观察，那一缕楚国的霸业烟火千百年来确实未曾熄灭，只不过它在史书上留下的是雷声轰鸣，而在金牛村的泥土里烙下的是雨水无声。
八、结语：有待打捞的文化富矿与历史研究新路径
一片看似普通的田野，“暴露”着几许残垣断壁和碎石子般的陶片，曾几何时令人无端生出悲凉。纵观樊城区太平店镇金牛村的东周遗址，它所留给后代的考古学价值无疑还处于深埋待掘的状态。然而正是这样一种质朴的、尚未被现代化高速开发所完全“格式化”的原始面貌，赋予了该遗址得天独厚的文化原生感。
在襄阳文旅融合日趋紧密、乡村旅游日益勃兴的当下，金牛村已然被打造为湖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和襄阳市A级景区式村庄。金牛学堂、金牛展览馆、金水池等现代化文旅设施的改造修缮，让来往的游人能够直观感受到此地的独特韵味。当地广泛流传的那个长达两千余年的“金牛传说”，虽然充满了民间传说的瑰丽色彩，但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了此地在古代丰富的青铜文化遗存及其在乡民口中活态传承的文化记忆。然而，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的一点是：美丽乡村建设不能以破坏和置换原生历史面貌为代价。对金冢子、孙家街与城隍寺三大遗址的保护，首先必须在进行严谨的考古学发掘之后，再进行合理的文旅价值开发。
从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来看，金牛村三处遗址的出现与确认，无疑为楚时期的古襄阳研究，引入了一种名为“微观叙事”的新指标。在过去的楚文化研究中，专家们的目光往往过分聚焦于大遗址、大墓和大城址，例如宜城的楚皇城、邓城的故址、纪山楚墓群等。诚然，这些宫殿建筑群与高等级贵族墓是窥探楚文明的直接依据，但要真正还原楚国社会完整的社会风貌，恐怕比不可或缺的，恰恰是像金牛村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乡村聚落遗址。一个国家、一个千年古国的真实躯体，不只在于它有高耸入云的章华台，更在于它有千千万万如金牛村这般躬耕垄亩的生民。
故此，本文认为：抓住太平店镇金牛村遗址进行深入解读，有助于令广大历史、考古工作者认识到，楚人的“北进中原”不仅仅是将红旗插上邓城城头那么简单。它更是一个涉及人口迁徙、文化嫁接、城乡政治权力建构转型的复杂过程。在这样一种巨大且漫长的社会大变革中，聚落形态与文化面貌的变动是深刻而多层次的。汉水滔滔，铁打的襄阳，其铁一般的灵魂，不仅是由春秋时期的北津戍和护城河里的水铸造的，更是由金牛村这三处默默无闻的古遗址中那每一片沉淀着楚地先民血性与智慧的陶片浇铸而成的。只有当我们尝试着对每一块破瓦当都保持应有的敬意，把目光投向那些被遗忘的荒村与废寺，那一篇关于楚国汉北的鸿篇巨制，才算真正拥有了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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