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 | 第六讲 学术圈如何“玩”成了付费发论文的死局

张璞

圈子 | 第六讲 学术圈如何“玩”成了付费发论文的死局

一个编辑对我讲了如下故事

我曾是一个在学术期刊工作了五年的编辑。五年，足够让我从当初那个对学术充满敬畏的青年，变成今天这个每天面对堆积如山的投稿、内心却无比麻木的中年人。我见过太多打着“学术交流”旗号的圈子聚会，也见过太多明明研究质量堪忧、却靠着人脉关系顺利发表的论文。今天，我想把这些年看到的、听到的、亲身经历的，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不是为了泄愤，而是希望这个社会能正视一个正在发生的悲剧——当学术圈变成名利场，当“圈子”取代了“学术”，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这个残局买单。

“我是如何看到这个游戏规则的”

那年，我刚进入这家核心期刊编辑部时，主编对我说过一句话：“学术是天下公器。”那时的我，天真地以为每一个投稿都会被公平对待，每一篇论文都会因为质量而被接受或拒绝。然而现实很快给了我当头一棒。

工作的第三个月，我负责初审一篇来自某985高校副教授的论文。坦白说，那篇论文的创新性一般，数据处理也有明显瑕疵。我按照流程给出了“退稿”的建议。然而第二天，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轻描淡写地说：“这篇再考虑一下，作者是我当年的同门师弟。”

我当时愣住了。同门师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师出同门，意味着他们有着共同的导师、共同的人脉网络、共同的“圈子”。这篇论文最终在修改后发表了，而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在这个系统里，论文的质量从来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这件事之后，我开始留意编辑部内部的“潜规则”。每年到了评职称的季节，投稿量会突然暴增。而其中相当一部分稿件，都会伴随着某种“关系”——作者的导师是某位编委，作者和某位审稿人曾在同一个课题组，作者和主编在某次学术会议上见过面……这些关系被包装成“推荐”“介绍”“关照”，实则是一种赤裸裸的圈子交换。

再到后来，事情变得更加露骨。有些期刊开始明确标价：一篇普通论文的“版面费”从几千到几万不等。为什么？因为当圈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当“关系稿”挤占了正常的发表空间，那些没有圈子、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研究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和普通高校的教师——就只剩下一条路：出钱买版面。

我曾经问过一个期刊的主编：“我们这样做，对得起‘学术’两个字吗？”他苦笑了一下，反问我：“你以为我想这样？现在所有期刊都在这么做，我们不这样做，稿源从哪里来？经费从哪里来？评刊的指标怎么完成？”他说的没错，当整个系统都烂掉了，身处其中的人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被淘汰出局。

“玩圈子”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

所谓“玩圈子”，是指学术共同体内部形成的一种以人脉关系为基础的利益网络。这个网络的核心逻辑不是学术水平，而是身份认同、利益交换和资源控制。具体来说，学术圈子的运作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师承关系网络。 在学术界，师徒关系是最基础也是最牢固的圈子纽带。一个知名教授培养的博士、博士后遍布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他们之间天然地形成了“师出同门”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会转化为各种实际的便利：互相推荐论文发表、互相邀请做学术报告的点评人、互相在项目评审中打高分。我曾亲眼看到某位院士的弟子们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如何“默契配合”——当其中一人作报告时，其他弟子轮流提问，问题看似尖锐实则是在帮报告人展示研究的“亮点”。这种精心设计的表演，外人很难看出破绽，但圈内人心知肚明。

第二，期刊编委和审稿人网络。 核心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往往是学术圈中的“大佬”，他们掌握着论文发表的生杀大权。而这些编委之间，又往往存在着各种私人关系——他们可能是同一个学会的理事，可能是同一个重大项目的成员，可能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当一个作者和某位编委有关系时，他的论文就可以绕过正常的审稿流程，直接进入“快速通道”。在我工作的期刊，有专门的“编委投稿通道”，名义上是“为了提高效率”，实则就是为了方便编委们把自己的关系户“插队”发表。

第三，项目评审和人才评选网络。 国家级、省部级的科研项目评审，各种人才计划的评选，背后同样充斥着圈子逻辑。评审专家名单往往是固定的那批人，而这批人之间又彼此熟悉。你今天给我的学生评了优青，明天我给你的学生评了杰青，后天我们一起给某个共同的朋友评了重大项目——这种心照不宣的“互相抬轿子”，在学术界已经见怪不怪。我认识一个青年教师，他的研究非常出色，连续三年申报某个人才计划都失败了。第四年，他的导师动用关系请了两位评审专家“指导”他写本子，结果当年就评上了。他的研究水平和本子质量在四年间真的有了质的飞跃吗？恐怕不是，变化的只是他进入了某个圈子。

第四，学术会议和社交活动网络。 学术会议本应是交流思想、碰撞智慧的场所，如今却变成了圈子的“秀场”和“交易场”。谁在开幕式上做主旨报告，谁在晚宴上坐主桌，谁被邀请参加会后的“闭门研讨会”，这些都是圈子地位的体现。我还记得有一次参加某学会的年会，一个分会场的报告时间安排非常耐人寻味：某院士的两个学生分别占据了上午和下午的黄金时段，而一个来自普通省属高校的青年教师——他的研究非常精彩——却被排在了最后一天下午的最后一场，台下几乎已经没有听众。这不是巧合，这是圈子在无声地排座次。

从“玩圈子”到“付费发论文”：残局是如何形成的

“玩圈子”和“付费发论文”看似两个问题，实则是一个因果链条上的两个环节。当圈子垄断了学术资源，付费就成了圈外人的唯一出路。

第一步：圈子控制了核心期刊。 国内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比如CSSCI、北大核心等，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封闭性。能够进入核心期刊目录的，大多是那些有历史积累、有学术声望的老牌期刊。而这些期刊的编辑部和编委会，已经被各个学术圈子牢牢把持。一个新创办的期刊，如果没有圈子支持，几乎不可能进入核心期刊目录。这就像一场入场券已经发完的游戏，后来者想要加入，就必须向现有的圈子“投诚”。

第二步：核心期刊版面成为稀缺资源。 由于评价体制的扭曲，核心期刊论文在职称评定、项目申报、学位授予中的地位被无限放大。一个高校教师评副教授需要几篇核心，一个博士生毕业需要几篇C刊，这些硬性指标导致了核心期刊版面的供不应求。我所在的期刊，每年的投稿量超过五千篇，而实际能发表的不到两百篇。二十比一的发表率，意味着绝大多数投稿都会被拒绝。在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版面自然就成了可以交易的“硬通货”。

第三步：圈子内的“免费发表”和圈子外的“付费发表”形成双轨制。 对于那些身处圈子内的作者，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免费”发表——当然，这个“免费”是打引号的，因为他们付出的不是金钱，而是人情、资源或者未来的回报。而对于圈子外的作者，他们没有关系可走，就只能通过付费来买版面。这种付费发表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明码标价的“版面费”，有的是要求作者订阅大量期刊，有的是强制作者参加收费的学术会议，有的是要求作者购买高价的“抽印本”……名目繁多，本质相同。

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去年，一个来自西部某普通高校的青年教师找到我，希望我能“通融”一下，让他的论文尽快发表。他说他已经投了六家期刊，全部被退稿，而学校的职称评定截止日期还有三个月。我看了他的论文，虽然不算顶尖，但绝对达到了发表的基本水平——研究方法规范，数据分析详实，结论也有一定的创新性。问题是，他没有“关系”。我告诉他，如果走正常渠道，他的论文在审稿环节至少要三个月，加上修改、排版、印刷，肯定赶不上职称评定。但如果他愿意支付三万元的“加急费”，我们可以在一个月内发表。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回去凑钱。”

那一瞬间，我感到深深的羞耻。不是因为他的论文不值得发表，而是因为整个系统迫使他不得不为一件本应依靠学术水平来决定的事情付费。他不是个例。在我接触的作者中，有自掏腰包买版面的博士后，有借遍亲友凑版面费的博士生，有用科研经费中的“其他费用”科目来支付版面费的教授——他们都在为这个畸形的系统买单。

对国家与社会的长久危害——以A学科为例

为了说明“玩圈子”对国家与社会的危害，我选择A学科作为案例。A学科是我国重点发展的基础学科之一，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多个关键领域。然而，正是在这个重要的学科领域，圈子的危害表现得最为触目惊心。

危害一：学术评价失真，优秀成果被埋没。

在A学科，有一个以某院士为核心的学术圈子，圈内人习惯称之为“某门”。这个圈子控制了该学科领域内超过一半的核心期刊，以及几乎所有重要的学术奖项和人才项目的评审权。结果是，凡是不属于“某门”的研究者，无论研究成果多么出色，都很难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也很难获得国家级项目的资助。

我认识一位在A学科深耕二十年的教授，他的研究在国际上多次获得引用和认可，但在国内，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圈子，他的项目申请屡屡被拒，他的论文屡屡被退。他曾经愤慨地对我说：“我的研究在国际上被认可，在国内却被自己人否定，这到底是学术标准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他的话让我无言以对。当一个国家的学术评价体系不再以学术本身为标准，而是以人脉和圈子为标准，这个国家的学术创新就会从根本上被扼杀。

危害二：科研资源配置扭曲，国家资金被浪费。

A学科有一个国家级的重大研究计划，每年投入数亿元。这个计划的项目评审专家，几乎全部来自“某门”及其关联圈子。结果可想而知——项目经费大量流向了圈内人的实验室，而圈外人即使有更好的研究方案，也很难获得资助。更可怕的是，这些圈内人拿到经费后，产出的成果质量并不高。我曾经看到内部数据，某门核心成员在过去五年发表的论文中，超过三分之一存在数据问题或重复发表的问题，但因为他们掌握了期刊的审稿权，这些问题论文依然顺利发表。

国家投入的科研经费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却这样被浪费在低水平重复、甚至存在学术不端的研究上。这不仅仅是浪费，更是对真正有潜力的研究者的不公，是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慢性侵蚀。

危害三：学术不端横行，科学诚信崩塌。

圈子的封闭性为学术不端提供了温床。在A学科，我亲历过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某位圈内教授的一篇论文被国外同行指出存在数据造假，但这篇论文已经在国内某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年多。按照正常的学术规范，期刊应该启动调查程序，如果确认造假就应该撤稿。然而，因为该教授和期刊主编是同一个圈子的，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期刊只是在网站上发了一个不起眼的“更正声明”，把造假的数据修改了，但论文本身依然被保留在数据库中，继续被引用、被当作“成果”。

当学术不端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当圈子的保护伞为造假者遮风挡雨，学术诚信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更可怕的是，这种风气会传递给年轻一代。我接触过的一些博士生，他们对学术规范的认知非常淡薄，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导师的数据可以随便修改，照样发表；师兄的论文可以抄袭国外文献，照样毕业；师姐的图表可以造假，照样拿到学位。他们学到的不是如何做诚实的学问，而是如何在圈子里生存、如何规避规则、如何应付检查。

危害四：创新生态被破坏，国家竞争力受损。

A学科的情况并非孤例。在B学科、C学科、D学科，类似的圈子同样存在。当每个学科都被几个大的圈子垄断，跨学科的研究就会变得极其困难，因为不同圈子之间缺乏信任和合作的基础。我认识一个做交叉学科研究的团队，他们的研究涉及A学科和B学科的前沿，但在发表论文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A学科的期刊认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偏向B学科，B学科的期刊认为他们的研究问题偏向A学科，结果两头不讨好。而如果他们属于A学科或B学科的某个圈子，这种“身份认同”的问题就不会存在。

这种割裂的学术生态，正在侵蚀中国的创新能力。科学研究越来越需要跨学科、大团队的合作，但圈子文化却在制造壁垒和隔阂。当各个学科的研究者不再为了共同的科学目标而合作，而是为了各自圈子的利益而竞争，国家的整体创新实力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实例：某次重大决策失误背后的圈子因素。

我要说的这个例子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不适，但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我必须讲出来。

前几年，国家在某关键技术领域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投入了数百亿元支持一个技术路线。这个决策的制定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是一份“咨询报告”，而这份报告的撰写者全部来自同一个学术圈子。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多年来一直在力推这个技术路线，并利用自己在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影响力，排斥其他技术路线的研究者参与讨论。结果，决策基于的“共识”其实是这个圈子内部的“共识”，而不是整个学术界的共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技术路线存在重大缺陷，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战略机遇的错失。

这不是学术圈子的游戏，这是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的现实。当学术圈子垄断了知识生产，当不同的声音被排斥在外，决策者接受到的信息就是片面甚至错误的。在这个意义上，玩圈子已经不是学术道德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的问题。

爆点——我所知道的“圈子交易”内幕

写到这里，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你说的这些大家都知道，但你能拿出实锤吗？”实锤我有，但为了保护自己和相关人，我不能透露具体的姓名和机构。不过，我可以描述几个我亲眼所见的“圈子交易”的场景，这些场景的细节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场景一：论文发表的“交换生”制度。

某核心期刊和某“双一流”高校的某学院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期刊每年为该学院的师生预留一定数量的版面，作为回报，该学院每年推荐一定数量的优秀毕业生到期刊所在单位工作，或者在科研项目上与期刊编辑部合作。这种“版面换编制”“版面换项目”的交易，表面上是互惠互利，实则是把学术发表变成了利益的交换媒介。那些通过这种渠道发表的论文，质量可想而知。

场景二：审稿人的“人情分”。

我的一位同事曾经负责某篇论文的审稿安排，他邀请了三位审稿人。其中两位给出了专业的评审意见，认为论文存在重大问题，建议退稿。第三位审稿人——碰巧是作者的同门师兄——给出了“直接发表”的建议，评审意见只有一句话：“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按照期刊的规定，只要有两位审稿人建议退稿，论文就应该被拒绝。然而，主编以“第三位审稿人是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为由，最终决定接收这篇论文。事后我才知道，这位“权威专家”和主编是多年的老朋友，两个人曾经在同一个课题组工作过。

场景三：学术会议的“闭门交易”。

某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期间，一个圈子在酒店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闭门会”。参会者大约二十人，全是该圈子的核心成员。会议的内容包括：讨论下一年度某学会的换届人选，分配某重大项目的子课题，协调各成员所在单位的职称评审指标。这些事项和学术本身毫无关系，却决定了大量学术资源的流向。会后，与会者一起去吃了一顿高档晚宴，费用由某个拿到了大项目的成员“买单”。这种闭门会，每年都会在各大会议上演，只是外人不知道而已。

场景四：付费发表的“价格表”。

我曾经见过一份某期刊内部的“版面费价格表”，上面的条目令人瞠目结舌：普通论文一万五千元，加急发表三万元，封面文章五万元，编委推荐论文八千元（仅限编委本人推荐的学生），约稿论文免费（仅限圈内知名学者）。这份价格表从未对外公开，只有编辑部和少数“合作伙伴”知道。对于那些没有圈子的普通作者，他们只会被告知“版面费按照期刊规定收取”，而这个“规定”就是一万五千元。那些有圈子的作者，要么通过编委推荐享受低价，要么因为约稿身份而免费发表，要么干脆不走这个收费通道。

这些场景只是冰山一角。在学术圈待得越久，我越感到无力。因为这不是几个人、几个期刊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当整个学术评价体系都把核心期刊论文作为唯一的指挥棒，当核心期刊的版面被少数圈子垄断，当付费发表成为圈外人的唯一选择，这个系统就已经病入膏肓了。

如何走出困局

说了这么多问题，我也想说一些可能的出路。虽然形势严峻，但我仍然相信，这个困局是有解的。

第一，改革学术评价体系。 破除“唯论文论”的顽疾，建立多元化的学术评价标准。对于基础研究，可以更加注重代表作制度和国际同行评议；对于应用研究，可以更加注重成果转化和实际贡献；对于教学型教师，可以更加注重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当论文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核心期刊版面的“天价”就会自然回落。

第二，推进期刊管理体制改革。 增加高质量学术期刊的供给，打破少数期刊对版面的垄断。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创办更多专业化的学术期刊，推动期刊的数字化、开放获取转型。同时，建立期刊评价的黑白名单制度，对那些存在严重付费发表问题的期刊进行惩戒，直至取消其核心期刊资格。

第三，强化审稿透明度和问责机制。 推行公开审稿制度，要求审稿人签署利益冲突声明，禁止与作者存在师生、同门、合作等关系的人员担任审稿人。建立审稿质量的后评估机制，对那些长期给出不合理评审意见的审稿人进行替换。对于存在明显人情评审的案例，期刊编辑部要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加大对学术不端的惩处力度。 建立全国性的学术不端数据库，对存在数据造假、抄袭剽窃、重复发表等行为的作者进行公示和惩戒。对于利用圈子关系掩盖学术不端的行为，要从重处理。同时，建立学术不端的举报人保护机制，让内部知情者敢于站出来说话。

第五，培育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 这可能是最难的一条，但也是最根本的一条。我们要在学术界倡导一种“对事不对人”的文化，鼓励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争鸣，尊重那些不依附于任何圈子的独立研究者。学术会议的组织者应该有意识地为年轻学者和圈外学者提供更多的展示机会，期刊的编委会应该引入更多的“新鲜血液”来打破原有的圈子结构。

结语：一个编辑的自白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为自己是这场闹剧的参与者而感到愧疚；另一方面，我又为终于能把真相说出来而感到一丝解脱。

我依然记得十五年前刚入行时那个相信“学术是天下公器”的自己。那时的我，以为编辑的工作就是发现好论文、传播好学问。十五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明白：在一个被圈子绑架的学术系统里，好论文不一定能发表，发表的也不一定是好论文。而最可悲的是，那些真正有才华、有抱负却没有背景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和父母的养老钱去买一个发表的资格、一个评职称的机会、一个在学术界活下去的希望。

这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我写这些，不是为了博取同情，也不是为了推卸责任。我只是希望，当这个社会的更多人看清了“玩圈子”如何导致了“付费发论文”的残局，看清了这种残局对国家、对社会、对每一个人的长久危害，我们就能汇聚起改变的力量。

改变很难，但总要有人开始。我愿意做那个开始的人。哪怕这篇文字最终只能被很少的人看到，哪怕我说的这些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老生常谈，我也要说出来。因为沉默，就是对这场闹剧最大的纵容。

一个还有良知的期刊编辑

（文中所述事件和现象均基于真实经历，部分细节经过模糊化处理，以避免对具体个人和机构造成不必要的影响。但所有问题的本质，都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