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 | 第七讲 学术“玩圈子”毁掉了什么:一个圈内人的血泪控诉

张璞

圈子 | 第七讲 学术“玩圈子”毁掉了什么:一个圈内人的血泪控诉

我进入学术圈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前，我怀着一腔热血踏入这扇门，以为从此可以心无旁骛地探索真理、教书育人。二十年后，我只想说一句话：这个圈子，已经烂到了根上。

一个搞了三十年学术的朋友哭诉着对我这样说。

今天，我要以第一人称的身份，说一些我藏在心里很久的话。我想说的不是某个人的问题，不是某个机构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性的、令人绝望的顽疾——学术“玩圈子”。我要说的，是“玩圈子”如何一步步把学术发表体系推向了“卖版面”的深渊，以及“玩圈子”对国家、对社会的长久危害。

一、从“玩圈子”说起：一个局内人的切身之痛

什么叫“玩圈子”？简单说，就是学术资源向特定群体封闭式流动，评价体系被人情网络绑架，学术权力被少数“大佬”垄断，真正的学术能力反而成为最不重要的考量因素。

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因为我亲身经历过。

当年博士毕业找工作，我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排在前列，但最终还是败给了那位“师出名门”的同学。他不是比我强，只是他的导师和用人单位的院长是同一个学术圈子的。后来我才知道，在很多高校的教师招聘中，“是否出身本校”“是否师从名门”是比科研成果更重要的筛选标准。某重点高校的外校背景青年教师曾向我坦言，其所在学院超过六成教师有本校背景，研究方向高度趋同，年轻教师根本不敢偏离“师门传统”。

这样的例子我见得太多太多了。课题申报、实验室使用、关键数据获取，哪一样不讲究个“亲疏远近”？一位从海外回国任教的副教授告诉我，他曾提出一个跨学科研究方向，却被以“不符合本院长期学术脉络”为由否决，后来才知道，这个方向可能和某位资深教授的研究领域存在潜在竞争。这不是学术判断，这是学术圈地。

评职称就更不用说了。我亲眼见过不少论文平平、学术能力一般的人，凭借导师的关系或者“圈子”里的运作，轻轻松松就评上了正高。据某高校内部统计，在近年文科院系教授晋升人员中，拥有本校本硕博连读或留校背景者占比远高于外校引进人才。

更让人愤怒的是“帽子”文化。从“长江学者”到“杰青”，从“千人”到“院士”，这些称号本应是学术能力的标志，在现实中却异化为资源争夺的筹码。拥有“帽子”的人能优先获得项目经费、职称晋升和社会声誉，而没有“帽子”的人，即使研究成果再扎实，也只能被边缘化。

你以为这就够离谱了？还有更离谱的。就在去年，知名学者饶毅教授收到了一封邮件，对方公然宣称可助其评上“欧洲科学院院士”，开价95万元，还表示这是“直接渠道的优惠价”，市场价高达200万元。学术头衔明码标价，学术荣誉沦为一桩买卖。这是什么？这就是“玩圈子”玩到极致后的必然结果——什么都可以买，什么都可以卖，包括所谓的“学术权威”。

二、“玩圈子”如何一步步催生了“卖版面”的残局

“玩圈子”和“卖版面”之间是什么关系？表面上看起来，一个是人际网络问题，一个是金钱交易问题，似乎是两码事。但在二十年的圈内观察中，我清楚地看到了一条从“圈内互帮互助”到“圈层垄断资源”再到“资源明码标价”的清晰链条。

第一步，“玩圈子”导致学术评价失去客观标准。

当评审专家、项目负责人形成紧密圈层，当“导师是谁”“是否出身名门”成为资源分配的隐形门槛，学术评价就已经不再以学术质量为核心了。科研项目评审中“请托”歪风积弊难除，据半月谈记者调研，一些科研人员为了拿下项目，想尽办法搜集评审专家信息并请托求关照，甚至“提前串通，约定答辩问题”“中介牵线，有组织请托求过关”。有科研人员直言：“找关系，能中的概率大大提高；不找关系，可能就是‘炮灰’。”

当这种“非我门人，难入核心”的圈层文化固化下来，学术期刊必然受到波及。什么样的论文能发、什么样的论文不能发，很多时候不取决于学术质量，而取决于“作者是谁”“谁推荐的”“和主编熟不熟”。部分期刊编辑或评审专家可能因“人情”对关系稿给予倾斜，合作机构、基金项目等利益关联也可能影响期刊的录用决策。于是，那些没有圈内资源的人，为了不被淘汰，只能另寻出路。

第二步，“唯论文”的评价体系制造了天量需求。

在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里，论文数量、期刊等级是晋升职称、申报项目、获取头衔的硬指标。一线教师忙于写论文而无暇深耕课堂，基层医生苦于发文章而疏于临床诊疗，企业技术骨干因学历短板被挡在高级职称门外——这些都是“唯论文”导向下每天都在发生的悲剧。

但问题在于，蛋糕就这么大，能发论文的期刊就这么多，尤其核心期刊的版面资源极为稀缺。当圈内人通过关系网络优先占据了大部分优质版面，那些没有资源的人怎么办？他们只能花钱去买。需求端被“唯论文”评价体系无限放大，供给端却被“玩圈子”的人为收窄，这就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卖方市场——版面成为稀缺商品，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于是，第三步就顺理成章了：版面费成为了一门大生意。

如今的论文买卖灰色产业链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作体系。上游是遍布各地的写手群体，中游是层层转包的中介机构，下游则是少数被利益收买的期刊编辑和审稿人。代写代发明码标价，一篇普通期刊4000元至6000元不等，一篇核心期刊论文则报价4万至6万元。

这篇钱从哪里来？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共科研经费。2025年，中国学者向国际出版商支付的论文发表费总额高达9.0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64亿元。仅《Nature Communications》一本期刊，2025年就从中国学者手中收取了约2.4亿元人民币版面费。这些钱的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专项等公共科研经费，本质上是全体纳税人的血汗钱。

单篇版面费动辄5000美元起跳，换算成人民币近3.5万元，甚至高达7350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5万元。这就导致学术圈陷入了一个荒诞的怪圈——“付钱发表、再付钱买回阅读权”。国际出版商不再是知识的传播者，而是手握学术入场券的“收割者”。

更令人愤慨的是，这种畸形的“卖版面”已经形成了连锁反应。有期刊主编长期通过发文中介大量收取现金和版面费，利用审稿、定稿的职务之便让相关论文顺利通过审核，钱款流入个人腰包。有中介宣称“走内部渠道投刊”“包过包发”，甚至出示伪造的营业执照和“某核心期刊社特约编辑”工作证。更有甚者，随着生成式AI技术的发展，论文灰产完成了“技术升级”——利用大语言模型批量生成论文初稿，万字论文的制作成本可压缩至500元以内，交付周期缩短至24小时。

三、致命链条：“圈人办刊”与评价体系的深度绑架

这一残局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在于它的恶性循环机制——正是那些靠“玩圈子”上位的学术权威们，同时掌握着学术期刊的编辑权和职称评审的话语权，从而形成了一个高度封闭的利益闭环。

且听我详细剖析这个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第一环：“大佬”控制核心期刊。 在很多学科领域，核心期刊的主编、编委会成员往往是该领域最有话语权的“大牛”。这些“大牛”不仅在学术上有影响力，在人际关系网络上更是盘根错节。他们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师门网络”。一篇论文能不能发，有时候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主编一句话就够了。而主编的这句话，自然会优先照顾“自己人”。

第二环：关系稿泛滥成灾。 所谓“关系稿”，就是凭借作者与期刊编辑、评审专家之间的人情关系或利益关联，使论文在不符合期刊发表标准的情况下获得录用。有的期刊为了追求影响因子或资源，对特定作者（如学术权威、机构负责人）的论文放宽标准。有的论文质量明显未达到期刊要求，逻辑漏洞百出、数据不严谨，但通过“关系”就绕过了正常评审流程。2014年那篇轰动一时的“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神论文被发在北大核心期刊《冰川冻土》上，就是关系稿的典型代表——作者把自己的导师和师娘的形象渲染得光辉伟岸，却和要讲的学术内容几乎沾不上边。

第三环：“玩圈子”反向强化“唯论文”。 你以为那些圈内人就不被“唯论文”束缚了吗？不，他们恰恰是“唯论文”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是这个体系最积极的维护者。因为在这个体系中，他们的“圈子”优势可以被最大化——自己的学生和门徒更容易发论文、更容易评职称、更容易拿项目，这样“学术山头”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而那些没有“圈子”庇护的人，则被这个体系一步步挤压出局。

第四环：“卖版面”成为产业链的终端变现。 当一个领域从评审到发表的全链条都被“圈子”垄断，正规的学术发表渠道对圈外人几乎关闭时，市场就催生了替代方案——花钱买版面。正规期刊版面费本身是合法存在的，但当核心期刊版面费涨到5000至20000元一篇，当一篇核心期刊论文在灰产中介那里的报价高达4至6万元，当假期刊“版面费”利润率超过80%，这显然已经不是正常的学术出版，而是一场赤裸裸的生意。

而最讽刺的是，那些靠“玩圈子”上位的学术权威们，反过来又批评“卖版面”败坏学术风气。可他们有没有想过，“卖版面”之所以成为一门生意，恰恰是因为正规渠道已经被他们的“圈子”堵死了？

四、举两个“圈内人”的真实案例

光说理论不够，我来举两个亲身经历的或者亲眼见证的真实案例。

案例一：某高校职称评审中的“圈子暗战”

几年前，我所在的高校有一次职称评审。有一位青年学者A，学术成果非常突出，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主持了国家级项目，教学评价也名列前茅。按理说，他评教授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然而，评审结果出来，A落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各方面条件都不如A的B。

后来我私下打听才知道，B的导师正是评审委员会的某位核心成员。评审前，这位核心成员就私下给其他评委打了招呼。而在学术圈里，谁不给谁一个面子？更何况，这位核心成员是该领域核心期刊的主编，谁以后不需要发文章？

A最后离开了这所高校，去了国外。走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在中国搞学术，能力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永远是人脉。”

案例二：浙大本科生与母同发论文事件

2024年11月，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21级本科生宋某某作为第一作者，与其母李某某（鲁东大学教授）及李某某指导的研究生共同发表了一篇SCI论文。这则消息一经曝光，立即引发轩然大波。一个本科生，第一作者，和母亲共同发表论文，这里面有多少“圈内操作”？尽管事后相关高校启动了调查，但这个案例暴露出的问题远比个案本身更严重——当学术资源可以在“自己人”之间如此顺畅地流动，当“圈内互助”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学术公平和学术公信力又从何谈起？

五、“玩圈子”对国家的长久危害

也许有人会说：“学术圈拉帮结派、搞小圈子，这是人情社会的通病，没什么大不了的。”错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玩圈子”绝不是无伤大雅的小问题，它对国家和社会的长久危害，远超大多数人的想象。

危害一：劣币驱逐良币，创新活力被窒息。

当一个以学术实力论英雄的领域，变成了以人脉关系论亲疏的“江湖”，那些真正有才华、有思想、有创新能力的学者，要么选择同流合污、加入某个“圈子”谋求生存，要么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而当“大佬”在学术团队中拥有绝对权威和重大资源分配的权力时，团队成员的独立思维往往受到约束，不同学术风格学者间的科研思维方式差异被磨平。科研创新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不同思想的碰撞，是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是“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而这些，恰恰是“圈子文化”最容不下的。

“郭伟案”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一个伪造海外名校履历、虚构科研成果甚至连核心论文都涉嫌抄袭的骗子，竟然能在科研江湖混迹多年，骗取高校教职、国家级科研项目与巨额经费。一个连高中生都能看出漏洞的简历，为什么能在高校审核中一路绿灯？因为“圈子文化”和“信息壁垒”让他成功混入了圈内，借助“熟人背书”获得了信任。

当骗子可以当博导、冒牌货可以当首席科学家，真正有能力的学者却被边缘化，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长此以往，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从何而来？我们拿什么参与国际科技竞争？

危害二：科研经费大量浪费，公共资源被圈层劫持。

科研经费的本质是什么？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是国家的战略投资。但当学术资源分配被“圈子”操控时，这些钱就不再流向最有创新潜力的项目和人才，而是流向了那些“会玩圈子”的人。

有科研人员反映，项目评审“请托”歪风导致“该得到支持的创新成果没有得到支持，真正的创新项目被打招呼的项目挤出局”。这就是“圈层劫持”的直接后果——科研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大量经费被浪费在低水平重复、跟风研究甚至学术造假上。

中科院之所以在2026年3月停止支付30种国际高价开放获取期刊的论文发表费用，就是因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科研经费以“版面费”的形式大量流向海外商业出版商，国家财政还在“紧平衡”状态下运行，这笔钱本可以用来支持更多的原始创新项目、改善科研人员待遇，甚至补充民生支出。而中科院的“停付令”之所以被称为“打响反‘学术殖民’第一枪”，正是因为它切断了这种向外输血的管道。

危害三：学术信誉崩塌，社会信任被侵蚀。

学术圈本应是社会中最值得信赖的群体之一，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知识、理性和诚信。但当“玩圈子”“买版面”“买院士”成为公开的秘密，学术圈的信誉将荡然无存。

2025年，中央网信办依法严惩了一批违规提供学术论文买卖、代发、代投服务的网络账号。2026年4月，国家卫健委通报了首批涉及“论文工厂”的10起案件。密集的整治行动本身就说明，学术不端已经泛滥到了非治不可的程度。

当“院士”头衔可以与“95万元”挂钩，当核心期刊论文可以明码标价4到6万元，当AI代写的论文可以批量生产、泛滥成灾，普通民众还会相信学术评价的公信力吗？公众对科学事业发展的信任基础正在被动摇，这绝非危言耸听。

更可怕的是，这种信任危机已经从学术界向社会其他领域蔓延。当“砖家”“叫兽”成为网络热梗，当“假教授”“假院士”被频频曝光，整个社会对知识精英的信任度都在下降。而信任的流失，比任何具体的损失都更难修复。

危害四：国家安全面临潜在风险。

这一点往往被很多人忽视，但它至关重要。大量原始实验数据、核心技术路径通过论文发表，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国外的商业数据库，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知识产权流失风险。而这种数据外流的推手之一，正是我们过度追捧国际顶刊的评价体系——为了发表，学者们不得不在西方期刊上“裸奔式”地展示研究成果，而西方出版巨头则利用这种“刚需”，牢牢掌控着学术话语权。

当一个国家的核心技术数据和实验数据被外国出版商尽收囊中，这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

六、举两个案例：“玩圈子”导致学术失范的典型

案例一：“子宫肌瘤男性患者”论文事件

这起荒诞的事件曾经轰动一时。研究妇科疾病的论文，竟然引用了大量男性患者病例作为对照观察。这些论文套路雷同，只是“机械替换疾病名称”，甚至“交钱就能挂名”。当科研沦为形式主义的产物，当学术成果变成抄袭拼凑的产物，这背后反映的正是科研评价体系畸形发展的缩影。

为什么会出现“子宫肌瘤男性患者”这样违背基本医学常识的论文？因为在这些论文的生产链条中，学术质量根本无人关心。代写枪手批量生产，期刊编辑“付费即发”，读者有没有发现错误、论文有没有学术价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钱付了，文章发表了，职称评上了。如此循环往复，学术研究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案例二：“南郭先生”郭伟案

郭伟事件是近年来学术圈最具冲击力的丑闻之一。一个连高中学历可能都没有的人，伪造海外名校履历、虚构科研成果，竟然成功混进高校，成为“首席科学家”，骗取大量科研经费，带上了博士生。据他带过的唯一一位博士回忆，郭伟在学校从不上课、从不做实验、从不探讨专业问题。如此漏洞百出的骗局，竟能在高校长期不被识破，暴露出学术界“以帽取人”和功利主义倾向等深层次问题。

而郭伟之所以能得逞，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科研评价与资源分配中“量化崇拜”的潜规则。他伪造的“海外名校博士”“多篇SCI顶级期刊论文”等履历，恰好迎合了高校引进人才、科研项目评审的“硬指标”。在“数论文、看头衔、比经费”的评价逻辑下，评审者往往缺乏仔细核实成果真实性的动力——一篇标注“顶刊”的论文，远比其研究内容是否扎实更具“说服力”。

这两个案例说明什么？说明当学术评价只看论文数量不看论文质量、只看头衔不看能力、只认“圈子”不认成果，骗子就有了可乘之机，“南郭先生”就能登堂入室。

七、“玩圈子”绑架了评价体系，催生了“卖版面”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学术刊物会沦落到“只能靠卖版面为人晋升职称用用”的地步？

根本原因在于，“玩圈子”的人绑架了整个学术评价体系。

在一个被“圈子”垄断的学术发表体系中，论文发表的数量和期刊等级成为了评价学者水平的唯一标准——不是因为论文真的代表了学术水平，而是因为这是一种可以被“圈子”操控的“客观指标”。当“圈子”里的主编可以决定哪些论文被录用，当“圈子”里的评审专家可以决定哪些项目能获批，当“圈子”里的学术权威可以左右职称评审的结果，那么，“论文”就不再是学术能力的证明，而是一张进入“圈子”的入场券——或者说，是一张被“圈子”定价的商品标签。

于是，恶性循环开始了：评价体系“唯论文”，大家就都去追论文；论文版面被“圈子”垄断，圈外人就花钱去买；卖版面成了一门生意，期刊的学术质量就直线下降；学术质量下降，就更只能靠卖版面维持生存……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整个学术生态彻底崩溃。

在这个过程中，最讽刺的一幕是：那些靠“玩圈子”占据优势的人，往往也是版面费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期刊收取高额版面费），同时又是版面费的最大受害者（他们自己也要在国际顶刊上花钱发表）。这种荒诞的“双重身份”，恰恰说明了整个体系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

八、当一个刊物只能靠卖版面生存，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这是整篇文章的核心问题，也是我思考了最久的问题。

作为一个在学术圈摸爬滚打二十年的人，我深知刊物生存之艰难。没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没有足够的稿源保障，许多学术期刊确实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但问题是：如果一个学术期刊已经彻底丧失了学术判断力，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的学术评审来筛选稿件，只能依靠收取版面费来维持运转，那么，这样的刊物还有资格被称为“学术期刊”吗？国家出版署为什么还要让它继续存在？

从法理上讲，学术期刊的存在依据是《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国家设立期刊出版许可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促进我国期刊业的繁荣和发展，规范期刊出版活动，加强期刊出版管理”。换句话说，期刊存在的目的是传播知识、繁荣学术，而不是成为职称晋升的“跳板”或论文买卖的“中转站”。

当一个期刊背离了这个初衷，它就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正当性。

事实上，国家主管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2025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期刊管理的通知》，对期刊号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有效遏制了“一号多刊”和“买卖刊号”等违规行为。更早之前，新闻出版总署就明确表示，“对学术质量差、经营水平低、靠收取版面费生存的期刊予以停办”。

也就是说，国家层面已经明确表态：靠收取版面费生存的期刊，不应该存在。

但现实是，这样的期刊依然大量存在。为什么？因为在现行的职称评审和科研评价体系中，论文发表数量仍然是硬指标，而很多单位对期刊的审核标准又形同虚设。只要还有人在花钱买版面，就还有人愿意卖版面。供需两端同时存在，这条灰色产业链就永远不会断绝。

九、改革已在路上，但路还很长

说了这么多令人绝望的现象，我是不是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说实话，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的。但近几年看到的一些变化，又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

2026年3月，中科院率先打响“反学术殖民”第一枪，停止支付30种国际高收费开放获取期刊的论文发表费用。这不仅是省钱的问题，更是释放了一个强烈的政策信号——我国正在引导科研评价从“重数量、重期刊”向“重质量、重内容”转变，深化“破四唯”改革。

在职称评审领域，改革也在持续推进。2025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为打破“唯论文”导向提供了法律支撑。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分类评价、代表性成果评价等多元评价方式，努力让职称评审回归“选贤任能、激励实干”的初衷。

但改革的路还很长。打破“唯论文”需要时间，破除“玩圈子”更需要勇气。在招聘、评审、晋升等环节，“导师是谁”“是否出身名门”的隐形权重有时仍然超过对申请人实际成果与创新能力的考察。中国社会特有的“差序格局”使得“师门传统”与“学术山头”意识根深蒂固。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靠一两个文件就能完成的。

十、结语：学术的真谛不在“圈子”，而在探索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很复杂。

一方面，我为这个圈子的现状感到深深的悲哀。一个以追求真理为使命的领域，为什么会变成“玩圈子”的江湖、变成“卖版面”的生意场？

另一方面，我又不想让这篇文章仅仅是一篇“哭诉文”。我希望它能引起更多人的思考，能推动真正的改变。

学术的真谛是什么？不是发论文的数量，不是期刊的等级，不是头衔的多少，更不是在“圈子”里的地位。学术的真谛，是探索未知、追求真理、推动进步。就像一位网友所说：“真正的学术影响力，应取决于它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是否拓宽了人类的认知边界，而不是在哪个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中科院的“停付令”是一次精准的纠偏。它向整个学术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国家不会再为“玩圈子”和“卖版面”埋单，科研经费要用在刀刃上，学术评价要回归学术本身。

我想对那些仍在“玩圈子”的人说：你们的游戏，玩不了一辈子。当“帽子”不再值钱，当“关系”不再好使，当评价体系真正回归学术本身，你们终将被时代的浪潮淘汰。

我想对那些还在“买版面”的人说：你们花的那几万块钱，买不来真正的学术尊严。学术的道路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捷径，就是脚踏实地。

我更想对国家出版署说：对于那些已经丧失学术功能、只能靠卖版面生存的期刊，请你们拿出应有的态度。要么整改，要么停办。学术生态的净化，需要从源头抓起。放任这些“垃圾期刊”继续存在，就是对整个学术生态的纵容和伤害。

我也想对自己说：二十年了，我仍然相信学术的价值，仍然相信真才实学会被看见，仍然相信一个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终将到来。只是这个“终将”，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付出努力。从我自己做起，不拉帮结派、不走后门、不买版面、不看“帽子”看真本事。也许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但每个微小的努力汇聚起来，就是改变的开始。

二十年前，我走进学术圈的时候，以为这里是一片净土。二十年后，我发现这里早已满目疮痍。但我仍然相信，只要我们这一代人敢于打破“圈子”的牢笼、敢于向“卖版面”的乱象说不，这片土地终将重新长出希望的麦穗。

学术的尊严，不是花钱买来的，更不是靠“圈子”经营出来的——是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