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 | 第十三讲 圈之殇：中国现代人际圈子对封建意识的承袭及其对社会发展的禁锢

张璞

圈子 | 第十三讲 圈之殇：

中国现代人际圈子对封建意识的承袭及其对社会发展的禁锢

摘要

在中国由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以“差序格局”为核心的封建人际关系意识非但未能被现代性所消解，反而在与市场逻辑和权力的共谋中被不断再生产，演化为今日形形色色的“圈子文化”。本文基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从社会结构演变的角度切入，系统考察中国现代人际圈子的形成机理，剖析“玩圈子”现象对封建意识的承袭与强化，并进一步论证圈子文化对社会公平、制度信任、阶层流动乃至整体创新活力所构成的深层禁锢。研究表明，圈子并非现代社交的纯粹产物，而是封建残余在当代社会中的精妙变体——它通过血缘、地缘、学缘和业缘织成一张隐形的资源分配网，将公共资源圈层化，将机会分配私域化，从而形成一种“有圈无社”的畸形社会生态。根治圈子之弊，需要的不仅是制度的完善，更是一场从文化根性出发的深刻变革。

关键词：圈子文化；差序格局；封建意识；阶层固化；社会禁锢

一、引言

在中国社会的话语系统中，“圈子”是一个极富张力的词汇。它有时温暖如港湾，代表着信任、归属与情感支持；有时又如同一道无形的高墙，将“圈内人”与“圈外人”隔离开来，制造着资源分配的不公与机会获取的壁垒。更有甚者，有论者直言：“如果说高考这座独木桥是留给普通人实现阶层跃升的一扇门，那圈子就是封闭这扇门的铁锁。可以说，圈子文化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破坏了社会公平，是社会的一个毒瘤，如果不割除它中国社会环境很难有改观……”这番话虽不乏激烈，却击中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深层痛点：一个以现代面目呈现的封建幽灵，正在以“人情”“关系”“信任”之名，悄然侵蚀着现代化进程的制度根基。

中国社会在短短几十年间走完了西方数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道路，进入了所谓“压缩性现代社会”。然而，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技术的突飞猛进，并未自动带来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文化转型。相反，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持续浮现：现代人际圈子的扩张与固化，非但未能消解传统的人际依附逻辑，反而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从都市白领的“饭搭子”到学术界的“师门圈”，从商界大佬的“泰山会”到小县城的“婆罗门”，圈子的触角已渗透进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当人们津津乐道于“进圈”“混圈”的生存智慧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却少有人追问：我们究竟是在玩圈子，还是在被圈子玩弄？

二、从“差序格局”到现代圈子：封建意识的社会基因学

（一）费孝通的洞见：作为中国社会DNA的“差序格局”

要理解中国圈子文化的深层逻辑，绕不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经典概念——“差序格局”。费孝通以生动的比喻揭示了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的波纹一般，由亲至疏、由近及远地逐层推开。在这个同心圆结构中，越靠近中心的关系越紧密，信任度越高，情感投入也越深厚；而越是远离中心的关系，则越趋于疏离和工具化。这种兼具情感黏稠化和工具性黏稠化的社交模式，在传统社会中构建了一个边界模糊却又秩序分明的生活共同体。

“差序格局”的核心特质有三：其一，关系本位而非个体本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其处于何种关系网络之中；其二，公私边界模糊——私人关系的逻辑可以随时延伸到公共领域；其三，资源分配依附于关系序列——资源沿着亲疏关系的同心圆逐层递减，形成了“圈内优先、圈外靠后”的资源流动机制。这三个特质，恰恰构成了封建意识最精妙的社会学表达。

（二）断裂与延续：现代化进程中差序格局的变形与再生

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在理论上应该瓦解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差序格局。然而，事实远比理论复杂得多。有学者指出，“在百余年的反传统和现代化过程中，大传统意义上的差序格局遭到工具理性的解构而小传统意义上的差序格局在权力与资本的共谋机制中被不断地再生产。小传统意义上的差序格局深深地嵌入到中国现代性之中并成为中国现代性的萌发、生成和扩展的资源、规则和逻辑。”

这段话极为精辟地揭示了一个悖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虽然摧毁了封建社会的制度外壳，却未能连根拔除其文化内核。恰恰相反，随着人口的频繁流动、社会原子化倾向的加剧以及“内卷化”竞争的白热化，人们反而更加渴望找到能够“抱团取暖”的归属感。这种诉求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圈子——它既是对传统差序格局的延续，又是在新条件下的一种创造性变体。如果说传统差序格局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要纽带，那么现代圈子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业缘、学缘和趣缘等新维度，使得圈子的种类更加多样、边界更加灵活，但其核心逻辑——关系优先、圈内特权——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三）封建意识的现代化包装：圈子文化的核心机制

中国社会信任呈现出鲜明的“差序格局”特征：从家人、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到陌生人，信任程度逐层递减。这种“信任半径”的差序结构，是封建意识得以在现代社会持续运作的心理基础。每个人都有一个“信任圈”，圈内人被视为“自己人”，享有特权化的情感与资源倾斜；圈外人则被置于“陌生人”乃至“竞争者”的位置，面临更高的合作门槛和信任成本。

这种信任的差序格局与现代社会的制度要求形成了根本性的冲突。现代化需要的是普遍信任——对规则、对制度的信任，以及对“圈外人”也能公平对待的能力。然而，圈子文化鼓励的恰恰是特殊信任——只信任圈内人，只对圈内人负责。这种信任模式与现代化之间的张力，正是圈子文化成为社会发展阻滞性因素的深层根源。

三、圈子如何禁锢社会：四重禁锢效应分析

如果说封建意识的残余是圈子文化的“基因”，那么圈子文化对社会发展的禁锢就是这种基因的“表达”。本文将此禁锢归纳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资源分配的圈层化、社会流动的壁垒化、制度信任的弱质化，以及创新活力的板结化。

（一）资源分配的圈层化：公共性被私域吞噬

圈子文化的第一重禁锢，在于它改变了资源的分配逻辑。在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里，公共资源的分配应当遵循普遍主义原则——以规则和程序为依据，对所有符合条件的人一视同仁。然而，当圈子文化成为社会运作的潜规则时，资源的分配逻辑就从“规则优先”悄然滑向“关系优先”。

“县城婆罗门”现象是这一逻辑的典型缩影。这一借用印度种姓制度的网络流行语，精准捕捉了县域社会中某种令人窒息的社会结构：一小部分掌握核心资源且能代际传承优势的群体，通过血缘、姻亲、同窗等关系编织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把持着县城内最优质的教育、医疗、就业和创业资源。“你想办件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流程和规则，而是‘我认识谁？’‘我家里有谁认识他？’”这种“找关系”的便利性，表面上是人情社会的温暖，实则是资源分配私域化的冰冷写照。重要的招聘信息、政策变动等核心信息，先在“婆罗门”的关系网内部流转，等传递到普通群体手中时，“要么已经过时，要么机会已经是‘县城婆罗门’的囊中之物”。

这种现象并非县域社会所独有。在更广阔的学术场域中，圈子的逻辑同样在上演。“赞美师娘”事件的爆发，让公众得以窥见学术圈中“学阀”统治的真相：一小部分人形成的核心集团，“学术水准不重要，关键得看导师是谁。有创见的外人难以涉足……”当学术资源的分配不再以学术水平为标准，而是以是否“入圈”为标准，知识生产的公共性便遭到了系统性的侵蚀。

（二）社会流动的壁垒化：阶层固化的“铁锁”

圈子文化的第二重禁锢，在于它对社会流动性的致命压制。社会学家公认，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是流动的——处于低层的社会成员有机会通过个人奋斗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这样的社会才有活力。然而，圈子文化恰恰成为阻碍这种流动的核心屏障。

有论者尖锐地指出：“如果说高考这座独木桥是留给普通人实现阶层跃升的一扇门，那圈子就是封闭这扇门的铁锁。”高考作为目前中国最接近公平的选拔机制，曾经为数以亿计的普通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通道。然而，当学子们历经千辛万苦闯过这道“独木桥”，却发现等待着他们的不是一个凭能力说话的公平竞技场，而是一个个以关系为核心壁垒的圈子时，那种挫败感和无力感是极具摧毁性的。

“小镇做题家”的自嘲话语之所以能在青年群体中引发强烈共鸣，恰恰折射出圈子文化对社会流动的阻碍已经形成了普遍性的社会焦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决定命运的不仅是个人能力，更是背后的人脉网络。当“圈子”替代“能力”成为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时，个人的奋斗便被罩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三）制度信任的弱质化：从“规则信任”退向“人脉信任”

圈子文化的第三重禁锢，在于它对制度信任的系统性侵蚀。信任是现代社会的“软基础设施”。一个运转良好的现代社会，需要公民对制度和规则产生普遍信任——相信规则是公平的、程序是透明的、机会是均等的。然而，圈子文化塑造的恰恰是一种相反的社会心理：与其相信制度，不如相信人脉；与其走正规程序，不如“找人疏通”。

这种社会心理有着深刻的“差序格局”根源。研究表明，中国人之间的信任呈现出从家人、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到陌生人逐步递减的格局，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与基于圈内关系的特殊信任之间存在着显著落差。换句话说，我们信任“自己人”，却对“圈外人”——包括制度和规则——抱有高度的不信任。这种信任模式的长期存在，使得法治建设和制度执行力面临来自文化层面的无形阻力。

政商“旋转门”式的腐败案例，正是制度信任被圈子文化侵蚀的极端表现。一国有银行高管以“3000万安家费”的条件跳槽至房企，利用政商“旋转门”非法收受财物超4600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在这些案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权力、资本与人情编织成的“暗圈”如何将本应由制度规范的行为吸纳为圈内交易。当制度信任被圈子信任所取代，公共权力便沦为了“圈子的私家领地”。

（四）创新活力的板结化：“内卷”与“躺平”的圈子根源

圈子文化的第四重禁锢，在于它对创新活力的系统性压制。当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被圈子逻辑所主导时，“创新”便不再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而变成了一种“进入游戏”的资格博弈——关键是你能不能进入那个“圈”，而不是你能不能拿出好的想法。

这种局面直接催生了两个看似矛盾实则同源的现象：“内卷”与“躺平”。有研究表明，“佛系”“内卷”“躺平”等亚文化现象，“根源于圈层化效应集聚”，当个体发现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突破圈层的壁垒时，要么陷入毫无意义的恶性竞争（内卷），要么选择放弃挣扎（躺平）。圈子文化的本质是“封闭性”——它保护圈内人的既得利益，排挤圈外人的创新尝试，从而形成一种“保守者获益、冒险者受损”的社会生态。这种生态与创新所需的风险偏好、开放心态和公平竞争环境背道而驰。

四、案例剖析：圈子的“暗面”

理论的论述固然重要，但唯有具体的案例才能真正揭示圈子文化的运作机制和深层危害。以下三个案例，分别代表了圈子文化在权力、学术和商界三个核心领域中的“暗面”。

（一）学术圈的“妲己”与“纣王”：权力庇护的极致化

2023年，一则关于“学术妲己”的新闻引爆了舆论场。据网络传言和媒体报道，某高校一位顾姓导师疑似与课题组中的苏姓女博士存在不正当关系，导师利用其学术权力为后者提供“学术照顾”：不仅带其发表高水平论文，其中甚至包括一篇Nature杂志论文，还在论文署名中给予其共同一作位置。

这一事件之所以引发公愤，不仅因为它触碰了学术伦理的底线，更因为它集中暴露了学术圈子中权力庇护的逻辑极限。“学术水准不重要，关键得看导师是谁”——当这句话从一句调侃变成可以验证的现实，学术评价的公正性便遭受了致命打击。在一个由“学阀”统治的学术圈中，论文录用、基金分配、职称晋升等核心资源的流向，不再是学术贡献的自然结果，而是圈子内部交易的人为产物。那些真正有才华却“无人引路”的青年学者，面对这样的圈子壁垒，除了绝望，还能有什么？

（二）“县城婆罗门”：熟人社会中的资源垄断

如果说“学术妲己”展示的是圈子在权力关系中的运作，那么“县城婆罗门”则展示了圈子在熟人社会结构中的深层嵌入。这一网络流行语指向的是这样一群人：在小县城里通过非正规的方式维持优势，形成相对固定的利益圈层，在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动位置，并具有隐蔽性和排他性。

“县城婆罗门”现象的核心机制在于：在小县城有限且集中的资源池中，一小部分人通过精心安排的联姻、同窗和利益交换，构建起一个“自循环”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孩子考不上顶尖高中没关系——有“借读”；他们的生意遇到政策障碍没关系——有人“打招呼”。强强联合确保了资源在圈层内部循环甚至叠加强化，也使得他们的后代能继承双方的优势。

“县城婆罗门”现象的本质，是一种“落后的社会运行模式的产物。它依靠人情和关系来分配有限的机会，而不是依靠公平的规则和个人的努力”。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模式并非县城独有——它只是中国社会“熟人信任”文化在资源有限环境中的极致表达。

（三）商界大佬的“泰山会”：资本圈子的双面性

在中国商界，“泰山会”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字。这个成立于1993年前后的顶级企业家圈子，以规模范围小、进入门槛高、组织之严密而闻名，其成员个个名列内地百大富豪，据台湾媒体当时的估算，“这十六个人，掌握了超过两万亿人民币的资产”。

泰山会一方面展现了企业家圈子的积极功能——成员之间互助互持、资源共享，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在史玉柱陷入财务危机时提供关键支持，助其东山再起。然而，另一方面，这样的顶级圈子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疑虑：当少数人掌握的财富和影响力足以“对中国、甚至全世界经济，有呼风唤雨的影响力”时，社会资源的配置是否还遵循公平原则？当公共政策、市场机会和金融资源在这些圈子内部流动时，圈外人是否还有平等参与的可能？

泰山会于近年低调解散，但其背后反映的资本圈子逻辑并未随之消失。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如何平衡企业家圈子的“互助功能”与“资源垄断风险”，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命题。

五、圈子的悖论：社群需求与文化顽疾的纠缠

在全面批判圈子文化的负面影响之前，有必要正视一个辩证的事实：圈子并非纯粹的“恶”。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结群是天性；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圈子能够为原子化的个体提供情感寄托和价值实现的场域。“Z世代”青年逐渐从传统的亲属关系网络中“剥离”，通过自我建构社交圈来满足个体的社交需求，这本身是现代个体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圈子”，而在于“圈子如何运作”。当圈子停留在“趣缘”层面——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形成亚文化社群——它更多地扮演着社会多样性的催化剂。然而，一旦圈子的边界从“趣缘”扩展到“资源分配”，一旦圈子的逻辑从“文化认同”滑向“利益垄断”，它就从一个无害的社群形态转变为一种破坏性的社会力量。

圈子文化之所以在中国社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负外部性，根源在于封建意识的深层渗透。在传统差序格局中，“公私不分”是最核心的特征之一——家庭伦理可以延伸为治理原则，私人情感可以替代公共规则。这一文化基因并未随着现代制度的建立而消退，反而在与市场逻辑、权力结构和数字技术的纠缠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换言之，圈子文化的病态之处，不在于“我们喜欢和同类人在一起”，而在于“我们把同类人放在规则之前”。

六、结论与反思：祛“圈”之困与出路之思

圈子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如同一把双刃剑的双面——一面刻着“信任”与“归属”的暖色，另一面刻着“不公”与“固化”的寒光。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当圈子的逻辑过度侵入资源配置、机会分配和制度运行的核心领域时，其负面效应便占据了压倒性的主导地位。

圈子文化的根本危害在于它制造了一种“有圈无社”的社会生态——人们在各自的圈子里高度团结，却在圈子之间缺乏信任和共识。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当共识圈层化，精神文明便失去了整体积累的条件。价值判断无法形成稳定传承，公共讨论难以达成最低共鸣，道德原则也难以转化为广泛遵守的社会规范。”一个由无数封闭圈子构成的社会，难以凝聚出真正的公共精神和制度信任。

根除圈子之弊，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展开探索：

第一，从“人治”到“法治”的制度深化。 制度信任与圈子信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制度变得足够透明、足够可预期、足够公平，人们“找人”的动力自然会减弱。这需要持续加强法治建设，确保规则的执行不受人情干预。

第二，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的社会心理转型。 中国社会治理需要实现“从内群信任转向外群信任的群际信任变迁，从人际信任转向制度信任的抽象信任变迁，从低信任社会转向高信任社会的社会信任变迁”。这不仅是制度建设的问题，更是社会心理调适和文化重塑的长期过程。

第三，从“圈子思维”到“公共精神”的教育引导。 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塑造人格。从小培养儿童的规则意识、公平观念和公共精神，是在源头上消解圈子文化思想根基的根本之策。

第四，鼓励“破圈”文化的生长。 网络圈层化虽然有其封闭性的一面，但也提供了“破圈”的可能——当不同的圈子之间能够发生有意义的对话和交融时，圈子文化就有可能从“壁垒”转化为“桥梁”。积极探索以“入圈—破圈—融圈—净圈”为核心的价值引导进路，值得学界和实践者共同探索。

圈子文化的根深蒂固，折射的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层困境——我们创造了一个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开放和流动的社会形态，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人际关系模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封建意识的幽灵所缠绕。拆除圈子文化这道“铁锁”，需要的不仅仅是政策工具的改进，更是一场从文化根性出发的现代化精神重塑。只有当“规则”取代“关系”成为社会运行的第一原则，当“普遍信任”战胜“特殊信任”成为社会心理的主流取向，当代中国才能真正挣脱封建意识的桎梏，走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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