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 | 第十一讲 追溯中国古代“圈子”

张璞

圈子 | 第十一讲 追溯中国古代“圈子”

一、引言

“朋党比周，以环至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两千多年前的《荀子·臣道》，已然将“朋党”定性为为图私利而相互勾结的篡臣之行。然而，此后两千余年的中国政治史，恰是一部圈子政治愈演愈烈、屡禁不绝的悲歌。毛泽东同志曾言：“宗派，我们的祖宗叫做‘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称呼虽变，本质不移——圈子政治的蔓延，是中国古代政局陷入困顿的深层症结所在。

本文旨在从中国古代人际圈子的形成机理入手，系统梳理其为何能在国家政治中长期蔓延，并以唐、宋、明、清四大朝代最具代表性的党争为例，深入剖析圈子政治对国家治理体系、社会公平正义和民族命运走向的深层桎梏，以期为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之病理提供一个新的历史视角。

二、溯源：中国古代“圈子”为何而生？

（一）制度根源：君主专制与人治体系的“制度缝隙”

圈子文化的形成，首先源于制度性土壤。秦朝建立郡县制替代分封制后，中国进入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专制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人治，而人治又决定了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掌握在君主和各级行政长官手中，并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单线、纵向的权力运行体系。”在这种权力体系下，上级对下级拥有无上权威，各级官吏的升迁黜陟基本上都掌握在上司手中。由此，围绕权力核心的依附关系便顺理成章地滋生出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围绕自己的“主子”形成大大小小的圈子，圈内成员对外排他、对内依附。正如有学者所言，官僚系统的各个层级，“很大一部分官员必然围绕上司形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圈子，圈子内的成员与圈子的核心是依附与被依附关系，对外则具有极强的排他性”。

这是圈子政治赖以生存的制度土壤。人治体系越发达，上级的权力就越不受制度约束，下级通过依附圈子获取利益和晋升的动机就越强烈。圈子不是制度的“补充”，而是制度性缺口的必然填充物。

（二）文化根源：儒家伦理与“差序格局”的社会底色

除了制度因素，儒家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同样为圈子的形成提供了文化支撑。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一直支配着中国社会。儒家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哲学，“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旧日中国之政治构造，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将这种人际关系形象地称为“差序格局”——以自己为圆心，像水波涟漪一样一圈圈向外推展开来，亲疏远近，层层有别。

张东荪先生更为深刻地指出：“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大家庭又套着多层的无数小家庭”，“所谓君就是一国之父，臣就是国君之子”。这种以血缘伦理为模板的政治想象，天然地容忍甚至鼓励了“子对父”式的依附关系——上级就是“大家长”，下属就是“子弟兵”。当这种文化逻辑嵌入官场，圈子政治便获得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你帮我升官，我替你卖命，天经地义，甚至带有几分“士为知己者死”的道德光环。

（三）现实动力：权力庇护与利益纽带的“双向绑定”

如果说制度与文化提供了圈子的“容器”，那么权力庇护与利益交换则是圈子的“燃料”。在古代官场，“朝内有人好做官”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那些官微势小的，寻找后台与靠山，趋炎附势，希望得庇护与关照，有了保护伞，不仅升官有望，且可放胆当官、作威作福。而高居上位的权臣，则需要培养自己的门生故吏以扩张权势。二者一拍即合，圈子的运作便呈现出双向绑定的特征：圈子核心以权力和资源换取圈内成员的忠诚与追随，圈内成员则以忠诚和依附换取晋升与庇护。从利益结构上看，干部的小圈子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寄生、利益输送关系，“甚至是由一群掌权的腐败分子组成的小团伙、一群依靠滥用权力牟取私利的利益共同体”。

圈子由此完成了从“小团体”到“政治寄生系统”的质变。

三、演化：圈子如何在王朝政治中蔓延？

（一）从“清议”到“党争”：士人政治的逻辑异化

中国古代政治圈子的演化，存在一条清晰的脉络：从东汉的太学生清议，到唐代的牛李党争，到宋代的新旧党争，到明末的东林党争，再到清末的帝后党争，“最终都在党争内耗中丧失了发展机遇，加深了统治危机”。这条脉络的内在逻辑是：士人群体最初以道义相砥砺、以清议为公器，但一旦被纳入权力博弈的轨道，便迅速异化为派系斗争的工具。

以晚明东林党为例。东林书院最初是顾宪成等士人被罢官回乡后讲学论道之所，秉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情怀。表面上看，它似乎符合欧阳修所说的“君子朋党”：“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然而，当东林势力进入朝堂，“东林同非东林严重对立，双方在京察和大计时相互打击，泄私愤多于国家大义”。那些旨在选拔人才的“京察”，最终成了各派相互倾轧的战场。清议沦为党争，道义沦为攻讦，士大夫的“公心”在圈子的闭环中迅速让位于私利。

（二）圈子政治的“螺旋式恶化”：从个人依附到群体倾轧

圈子政治的另一个致命特征是自我强化、不断升级。以唐代牛李党争为例，这场始于唐宪宗时期的争斗，最初只是牛僧孺、李宗闵等科举出身的庶族官员与李德裕等门荫出身的士族官员之间的路线分歧。但斗争迅速脱离政策争议的轨道，演化为“两派政治势力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两党从唐宪宗时期开始争斗，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任皇帝，持续将近四十年。在此过程中，无论哪一派上台，必全力打压另一派，朝廷人事如走马灯般更迭，政策反复无常。

唐文宗曾发出一声著名的哀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藩镇割据之患，朝廷尚且可以讨伐；而党争之害，皇帝竟也束手无策。究其原因，圈子一旦形成，便有了自我存续的生命力：圈内成员荣辱与共，圈外之人势同水火。即使在政策层面并无实质分歧，圈子的边界本身就会催生“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最终形成“不问是非，以人划线”的政治生态。明朝万历年间，朝臣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吵架、打击对手，“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乌烟瘴气”。

这正是圈子政治的可怕之处：它不依附于任何具体的政策理念，却能吞噬一切政策分歧，将所有公共议题转化为派系斗争的筹码。

（三）内外交困：边疆危机与圈子政治的“致命联动”

圈子政治最危险的表现，莫过于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时，内部的派系斗争不但不收敛，反而愈演愈烈。晚清甲午战争便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例。

甲午战争前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达到了极致。帝党、后党、湘党、淮党，“挟国家利益而争权，把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主战的帝党“不明敌情盲目自信，一昧主战，背后希望借此机会夺权”；主和的后党“实际控制朝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消极备战迎战”。而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北洋集团，则成为各派打击的对象。

战争爆发前，帝党重要成员便主张将李鸿章调往前线，“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其用意是“抑淮崇湘”，借战争之机削弱对手。开战后，帝党连续递上奏章攻击北洋军事集团。淮军将领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遭弹劾。更为荒谬的是，在战争中本应全力支援北洋水师的南洋水师，其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却以各种借口推诿拒援。在这场决定民族命运的大战中，内部的派系倾轧比外部的敌人更加凶狠。

圈子的边界一旦划定，其封闭性和排他性足以让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逻辑在潜意识中运作。当国家命运被卷入派系私利的旋涡，亡国之祸便已是时间问题。

四、桎梏：圈子政治对国家与社会的三重戕害

（一）对国家权力的侵蚀：化公为私、制度空转

圈子政治对国家权力的最大危害，在于它使公共权力私有化、制度化运行异化为圈子化运作。有学者精辟地指出，当一个组织存在若干圈子时，组织的组织建构与秩序维持“就会遭遇圈子的侵蚀与消解，从而陷入一种难以克服的组织困境”；而当圈子的边界与正式组织高度重合时，“组织的公共属性就会被圈子的私人属性所侵蚀和取代，化公为私，舞弊渔利”。

在圈子政治盛行的朝代，官员的选拔、考核、升迁皆不依制度而行，而以圈子亲疏为凭。明代严嵩集团便是一个典型。严嵩利用内阁首辅之位，编织了一个疯狂揽权敛财的圈子，“吏、兵二部负责选拔管理的郎中分别成为他的‘文管家’和‘武管家’，负责检查内外奏章和申诉文书的通政司长官成为严嵩的义子，任何弹劾严嵩及其党羽的奏疏到这儿都会被截”。国家权力的执行系统，就这样被一个私人的圈子彻底“接管”。嘉靖皇帝被严嵩诱使整日沉迷炼丹，朝政悉由严党把持，“国家再也没有人能够制衡和约束他了”。

制度的约束力被圈子的潜规则全面替代，政府的公信力随之崩塌。正如学者所言，圈子文化盛行，“潜规则必然大行其道”，“对正式的社会组织和规则起到消解作用，使正式的社会组织和规则的效用大大降低”。国家机器不是按照法令运转，而是按照圈子的利益逻辑运转——这才是最大的制度性腐败。

（二）对社会的侵蚀：社会信任的瓦解与风气的腐败

圈子政治的危害远不止于朝堂，它深刻腐蚀着整个社会的肌体。当官场以圈子为运转轴心，社会风气便不可避免地走向“金钱至上、关系为王”的泥沼，“使得社会关系异化为金钱关系、利益关系、裙带关系等交织而成的不正当关系网”。

拉关系、组山头、不重才能而重亲谊、走后门、不讲道德，甚至枉法舞弊——“圈子里的人，称兄道弟，互相吹捧，出了问题，百般包庇；对圈子外的人则多方刁难，排斥打击，落井下石”。这种规则一旦成为社会通行的“潜规则”，普通民众便只能望官兴叹——你不是“圈子”里的人，便无出头之日。社会流动性的丧失，导致阶层固化加剧，下层士人和民众的向上通道被层层圈子的门槛截断，不满情绪日益累积，最终动摇统治根基。

许倬云先生从更宏观的视野指出，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是帝国制度，“中央集权的趋向一朝比一朝严重”，“统治阶层是一个密封的集团”。开国之初，功臣将相来自各方，尚能形成互补；一代两代之后，圈子固化，“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而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新的挑战来临，“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圈子的“自我复制”机制，使官僚集团日益封闭僵化，社会活力在圈子的围墙内被窒息。

（三）对国家命运的毁灭性影响：制度性内耗与战略性短视

圈子政治的终极危害，在于它使一个国家丧失应对危机的能力。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明末的东林党争、清末的帝后党争，无一不在党争内耗中丧失了发展机遇，加深了统治危机。内耗不仅消耗了国家的政治能量，更导致决策机制的瘫痪——任何重大决策，首先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是看“我方”能否从中获利、“敌方”能否因此受损。

在明末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东林党人“似乎也未能提出什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难的策略，也没能挽救明王朝于危亡”。不是因为他们无能，而是因为他们已被困在党争的迷局之中——与其说他们在治国，不如说他们在“斗圈”。到了崇祯时期，明朝朝廷已被派系斗争彻底撕裂，而关外的清军和关内的农民军早已虎视眈眈。历史学家“明实亡于万历”、明亡于党争的共识，正是对圈子政治亡国效应的血泪总结。

甲午战争的教训更为惨烈：面对日本的全面入侵，清廷君臣各有盘算，“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帝党借主战之名行夺权之实，后党借主和之名行自保之实，地方实力派以“东南自保”之名行拒援之实。一国之内的各派圈子，仿佛在各自为自己的“小王朝”而战，唯独没有人真正为国家而战。

五、结语

中国古代圈子政治的蔓延，是制度缺陷、文化惯性和利益驱动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君主专制的人治体系为圈子提供了制度温床，儒家伦理的“差序格局”为圈子提供了文化合法性，而权力的庇护与利益的交换则为圈子提供了不竭的动力。这一逻辑推演下去，圈子政治便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一个几乎无法根除的顽疾。

它以“化公为私”侵蚀国家机器的公信力，以“关系为王”腐蚀社会风气的根基，以“制度性内耗”瓦解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明末的东林党争、清末的帝后党争——每一次圈子政治的激化，都以王朝的加速衰落甚至覆灭为代价。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这句话不仅是对现代政治生态的警示，也是对两千年来中国政治史中最沉痛教训的回应。历史告诉我们，一个被圈子所绑架的政治体制，无论多么辉煌，终究难逃覆灭的命运。历史的教训虽远，其警示之音，至今未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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