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 | 第九讲 中国学术期刊的“卖版面”困局：根源、悖论与系统性危害

张璞

圈子 | 第九讲

中国学术期刊的“卖版面”困局：根源、悖论与系统性危害

摘要

打开刊物的联系方式就被“出钱发论文”包围，这已不是个别学者的遭遇，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困境。当一本期刊的联系方式成为“发稿代理”的集散地，当“包过包发”“快速见刊”的广告漫天飞舞，当一条论文灰色产业链年产13万篇、营收8000万，中国学术期刊已然走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十字路口。本文试图穿透“卖版面”这一表象，追问三个核心问题：中国刊物为何沦落到靠卖版面为职称晋升服务的地步？国家出版署为何还要让这些刊物存在？这种“玩圈子”的学术生态对国家、对社会究竟造成了怎样的长久危害？本文认为，“卖版面”的泛滥不是期刊单方面的道德沦丧，而是畸形的科研评价体系与失范的学术共同体合谋的产物。国家出版署之所以保留这些刊物，并非因为认可其“卖版面”行为，而是因为这些刊物作为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的战略价值与“卖版面”乱象构成了深刻的制度性悖论。玩圈子的长远危害，最终将以系统性方式侵蚀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社会的公平根基。

关键词：学术期刊；版面费；唯论文；学术共同体；评价体系

一、引言：打开的不仅是联系方式，而是一个时代的学术困境

2025年，《人民日报》在“百姓关注”栏目披露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在网络平台上，“普刊基本都能发”“国庆活动北大核心期刊1.4万元，即可赠送知网普刊一篇”“不见刊全额退款”等广告铺天盖地。代写代发明码标价，一篇普刊价格在4000元至6000元不等，一篇核心期刊论文则报价4万至6万元。有客服以期刊版面紧缺、投刊价格逐年上涨为由催促下单：“马上2026年又要涨价了，现在安排是价格最合适的。”

这只是冰山一角。更令人震惊的是论文“工厂”的规模化运作。2025年，红星新闻记者卧底调查发现，重庆一家中介机构负责人宣称，公司去年累计为客户运作发表论文13万篇，年收入超8000万元。另一家中介机构的内部资料中登记了近110个所谓“合作期刊”名录，机构负责人声称，其中一些与机构“独家合作”的期刊，“论文不经机构投稿就不会被录用”。13万篇“关系稿”占用的不仅是期刊版面，更是本应用于真正科研的资源。

中国论文买卖市场早在2009年估值已达10亿元。15年后，这一规模已远远翻番。一个保守但令人窒息的数字是：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这不是学术交流，这是赤裸裸的商品交易。

二、溯源：一个被时间证明的慢性病

“卖版面”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危机。它的病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个具体的标志性案例。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曝光了《商场现代化》杂志的疯狂敛财行为。这本创刊于1972年的期刊，自2004年起走上了“商业化”道路：每个页码600元，钱稿交易，见文就发，四年内版面费收入数千万元。记者以在校研究生身份投稿后，两天之内就收到五封回信，明码标价，银行账号一应俱全。最讽刺的是，当记者从论文网站随便搜索一篇关于房地产发展的论文拷贝发送后，不到两个小时就收到回复：“论文已通过审核，可在本刊发表。”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进入2009年以后，《商场现代化》的版面费由原来的1200元每版降到了600元每版——当投稿人趋之若鹜时，他们选择了逆势降价。这不是市场供求关系在起作用吗？当需求远超供给，价格本应上涨，他们却降价——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商品”是版面，而“顾客”是评职称、毕业的学者，这个市场的逻辑早已背离了学术的本义。

值得追问的是，《商场现代化》凭什么能吸引如此多的投稿？答案在于它曾是“2000年版、2004年版全国贸易经济类中文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的金字招牌，成了它吸引人们送钱上门的法宝。从2004年起，这本刊物由月刊改为旬刊，由每月出版一本增加到三本，页数从每期138页、刊登论文80篇，增加到每期近400页、刊登论文200多篇。用“亩产”逻辑办刊——这无异于学术期刊的自我毁灭。

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不是期刊主动想要“堕落”，而是有一个庞大的“市场”在支撑它们的堕落。这个市场的底层动力，来自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

三、病灶：“唯论文”指挥棒下的学术异化

要理解“卖版面”何以泛滥成灾，必须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谁在买版面？

答案很简单：需要评职称的高校教师、需要毕业的研究生、需要晋升的医生。2025年，一篇医学核心期刊论文能直接影响医生晋升，高校教师面临“无SCI即解聘”的压力，论文工厂便有了滋生的土壤。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胡娟分析说，一些学校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唯论文”现象催生了论文买卖市场，“代写的论文往往缺乏原创性、思想性，只要同行评议专家能认真审阅，不难发现问题”。

“唯论文”体系的危害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2026年3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宣布不再更新与发布期刊分区表，标志着运行二十余年、一度成为科研评价“硬标尺”的评价工具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科技日报对此评论道，论文发表在几区期刊，竟取代成果本身的创新价值，成为衡量科研水平的“金标准”，不少科研人员为了迎合分区要求，扎堆追逐高分区期刊，而忽视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这套体系如何催生了“卖版面”市场？逻辑链条非常清晰：“唯论文”考核→僧多粥少→期刊版面供不应求→版面费水涨船高→中介机构介入→代写代发产业化→学术评价沦为商品交易。据调查，许多学术期刊每年收到上千篇投稿，而录用率极低，在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的格局下，“发论文难”成了必然。高校在职称评聘中设置了复杂的指标体系，论文是不少高校最核心、最关键的指标。清华大学原校长邱勇曾直言：“大学不能把学术权力，交给期刊编辑和审稿人。”

问题的核心在于：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不是以学术质量为导向，而是以“发表数量”和“期刊等级”为导向。正如有学者尖锐指出的，在量化考评下，“期刊承认”并未得到大部分学术人的真正认同，已非“共同体承认”的一部分。学术人生产知识主要是为了取得形式化的“期刊承认”以满足各种实用性的目的，而非生产出创新性的知识以赢得实质性的“共同体承认”。“期刊承认”与“共同体承认”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我国学术知识生产动力机制的深层悖论。

四、机制：“玩圈子”如何让学术共同体变味为利益共同体

如果说“唯论文”体系是“卖版面”泛滥的制度性温床，那么“玩圈子”则是这个生态得以维持的社会机制。

所谓“玩圈子”，在学术界的表现有多个层面。首先是学术批评的圈子化：学术共同体成了一个个小圈子，这些圈子可能同气相求而自然形成，也可能通过一两个学术领袖发起组织起来。开始时还可能奉行公开的、自主的学术规则，以追求学术为核心目标，但到了一定程度后，就容易变质。

其次是“核心期刊”评价机制的失灵。2020年初，《冰川冻土》发表吹捧“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的另类论文引发舆论热议；随后又有学者发现，一金融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王某长期在其担任主编的《银行管理》杂志开设“父子集”专栏，刊发自己的书法和儿子的文章，其子2006年首次发表时年仅10岁。熊丙奇在评论中指出，导致核心期刊评价失灵的原因并不只是主编的“自肥”，而是学术共同体变味为利益共同体，学界同行对这类事见怪不怪，各种奇葩论文由此出现。

当学术共同体失去自我净化的能力，期刊的审稿机制就会失灵。一篇论文能否见刊，有时并不取决于学术能力，而取决于学校评级、导师名望、编辑口味，甚至是所在圈子的热点。在“核心期刊”光环的庇护下，期刊发行量的暴增、版面费的涨价，都成为了学术圈内“资源寻租”的延伸。

更深层的问题是，“C刊体系”之所以能够畅通无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前学术评价体系不健全，而这又源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缺陷。学术共同体本该是学术评价的真正主体，但在当前的制度设计中，它却被边缘化了。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一目了然地判断其正误优劣，学术评价更容易被形式化的指标所绑架。

五、悖论：国家出版署为何还要让这些刊物存在？

面对“卖版面”的泛滥，一个必然会被追问的问题是：国家出版署为何还要让这些刊物存在？为什么不直接取缔？

答案不在简单的“允许”或“禁止”之间，而在于一个深刻的制度性悖论：一方面，国家出版署对期刊的合法经营有着严格的规定；另一方面，大量期刊的违规行为却长期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事实上，国家出版署从未“允许”期刊卖版面。恰恰相反，《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期刊出版单位不得出卖、出租、转让本单位名称及所出版期刊的刊号、名称、版面。”2023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还专门印发通知，指出“少数期刊出版单位存在出租刊号版面、允许经营合作方介入期刊采编业务等违规问题”，要求“严禁转让期刊出版权”，明确“期刊经营合作方仅限于在合法授权范围内开展广告经营、发行代理等业务，不得参与期刊的采访、编辑等出版活动”。

此外，国家新闻出版署已定期开展年度期刊核验工作，规范期刊出版秩序；中国科协等单位也对主管的期刊进行专项整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通报了一批学术不端的典型案例。2023年，警方破获一起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的特大非法经营期刊案，共查获假冒期刊30余种3000余本，其背后是一条集非法编辑、印刷、销售的黑色利益链条。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制度明确禁止“卖版面”，为何还有那么多期刊在“卖版面”？

答案在于执法成本与利益规模的巨大反差。一条论文代发中介与期刊“独家合作”的灰色产业链，在重庆仅一家中介年产量就达13万篇，年收入超8000万元。而在2023年新闻出版署查处非法经营期刊案中，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如此庞大的违规规模，行政执法力量显得捉襟见肘。

更重要的是，国家出版署的存在意义不在于消灭“卖版面”，而在于维护一个健康有序的期刊生态。学术期刊是开展学术研究交流的重要平台，是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是促进理论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早在2019年，中国政府就启动了培育400本世界级科学期刊的计划。截至2023年，中国已拥有约178本英文开放获取期刊，其中近半数不收取任何APC。2023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还首次公布了“优秀科普期刊”推荐名单，旨在推动精品期刊发展。

2026年2月，中国科学院停止使用科研经费支付30种国际高价开放获取期刊的版面费，单篇论文版面费动辄5000美元起跳，换算成人民币近3.5万元。这一政策被评论为“切断向外输血的管道”，背后还有一盘更大的棋——引导顶尖科研成果转向国内替代选项。可见，国家层面并非放任“卖版面”不管，而是在推进一场系统性的变革：一方面通过“破五唯”改革重塑评价导向，另一方面通过“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培育本土一流期刊，让真正有质量的期刊获得市场认可，让靠“卖版面”牟利的期刊在市场竞争中自然淘汰。

六、危害之一：对国家创新能力的系统性侵蚀

“卖版面”的泛滥，绝非仅仅是学术道德的沦丧，而是对国家创新能力的系统性侵蚀。

首先，科研资源配置严重错位，宝贵的科研经费被“输血”到境外期刊。2023年中国作者支付的APC已达53亿元人民币。这笔钱流向海外出版商的商业利润，被武汉大学学者评价为“不可持续的结构性失血”。当科研经费被大量用于支付版面费而非真正的科研活动，当科学家花费大量时间在“论文发表策略”而非“解决科学问题”上，创新效率的损失是惊人的。有学者指出，过度量化评价催生了“量化成果→人才帽子→资源倾斜→更多量化成果”的闭环逻辑，人才头衔与资源配置深度绑定，加剧了科研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

其次，科研原创性被系统性扼杀。为了迎合期刊的分区要求和影响因子偏好，科研人员被迫“盲目跟风”——西方研究什么热，我们就钻研什么；他们关注什么参数，我们就调整什么模型。真正有原创性的研究——尤其是冷门基础学科、应用转化类研究——因为不符合“热点”而难以发表。2026年3月，科技日报在评论取消期刊分区表时指出，一些冷门基础学科、应用转化类研究即便成果具有实用价值，也因期刊分区不占优势而难以获得认可。当科研人员把精力花在“跟热点”“刷指标”而非“真创新”上，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必然被削弱。

再次，国家科技安全面临严峻风险。海量的原始实验数据、核心技术路径通过论文发表，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国外的商业数据库时，这背后隐藏着知识产权流失的巨大风险。国外期刊的审稿机制隐含文化偏见，非英语国家的研究常因语言表达或方法论差异被拒，而本土期刊因影响因子低被贬为“二流平台”。中国最新、最顶级的科研成果首先发表在国外期刊，不能及时被国内公众接触、了解和应用，这影响了国家科技信息安全。

七、危害之二：对社会公平根基的深层腐蚀

如果说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侵蚀是“表层的伤害”，那么对社会公平根基的腐蚀则是“深层的破坏”——它动摇了学术的尊严，瓦解了公众的信任，戕害了教育的灵魂。

代际不公与阶层固化。当一个刚毕业的博士要为了一篇核心期刊论文支付六千元至一万元时，学术的大门已经向经济条件不佳的学者关上了。而那些有能力支付更高费用的学者，则可以通过“走内部渠道”轻松获取发表机会。论文“工厂”的负责人承认，某些与机构“独家合作”的期刊，“论文不经机构投稿就不会被录用”。这不是学术竞争，这是金钱主导下的资源垄断。学术评价本应是最公平的评价——以知识论英雄，以能力定高低。但当学术被金钱腐蚀，当一篇论文的录用取决于你认识谁、付得起多少钱，学术体系的公信力也就荡然无存了。

教育价值的严重扭曲。“学术底刊”现象的出现，是年轻人对这种扭曲最辛辣的反讽。所谓学术底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期刊，只是在形式上对标传统学术评价体系中的“顶刊”。不同于后者漫长而不透明的审稿流程，底刊几乎“投稿即见刊”，不设专业门槛。年轻人宣称：“真理会过时，构石（狗屎）永恒。”这场狂欢背后，是年轻人对学术圈潜规则的深刻无奈：“能不能见刊，有时并不取决于学术能力，而取决于你的学校评级、导师名望、编辑口味，甚至是你所在圈子的热点。”当年轻人发现“真实的科研做不下去”而选择“急赤白脸投一篇底刊论文”时，中国学术的未来在哪里？

社会信任的崩塌。学术诚信是科研创新的生命线。当“论文工厂”年产13万篇“关系稿”，当20多名高校人员因买卖论文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批评，当公众发现学术论文可能是“花钱买来的”，社会对知识生产体系的信任就会崩塌。这不仅是学术界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危机。如果一个社会连最严谨的知识生产领域都充斥着金钱交易，那么社会公平、诚信、法治的基础将从何谈起？

八、出路：从“破五唯”到学术共同体重建

面对如此严峻的困局，出路在哪里？

短期：强化监管与惩戒。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意见，明确要求“从严惩处虚构、伪造科研成果，买卖、代写、代投论文或项目申报验收材料”“严厉打击科研中介买卖数据和论文产业链”。在司法层面，近年来法院审理的论文造假案件已呈增多趋势，部分案件赔偿额突破百万元。这些司法震慑需要进一步延伸至产业链上游，对与中介机构达成非法合作的期刊开展专项核查，一旦查实予以严惩，将相关责任人纳入行业黑名单。

中期：推进评价体系改革。从2018年起，我国就在推进“破五唯”的学术评价改革。2026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的核心要求。2026年3月，中国科学院宣布不再更新与发布期刊分区表，标志着运行二十余年的评价工具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正如科技日报所言，取消期刊分区表就是“摒弃以期刊分区论英雄的单一评价逻辑，撕下贴在科研成果上的简单量化标签”。关键是要加快完善同行评议、成果实绩、社会贡献等多元评价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科研工作制定差异化评价标准。

长期：重建学术共同体。这才是治本之策。要使高校学报回归本位，必须彻底变革当前异化的科研评价制度，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评价作用。学术共同体应该肩负起捍卫学术严肃性的重任。正如学者所呼吁的，学术评价应该注重的是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水平，而不是学术成果的载体。当学术共同体真正成为学术评价的主体，当“共同体承认”重新成为知识生产的根本动力，“卖版面”的市场需求才会从根本上萎缩。

九、结语：走出“学术死循环”

中国学术期刊的“卖版面”困局，折射出的不仅是一个行业的问题，更是一整个制度生态的失衡。这个困局的核心是一个死循环：畸形的评价体系催生了“卖版面”的市场需求，而“卖版面”的泛滥又进一步瓦解了学术共同体的自净能力，从而让评价体系的改革更加困难。

走出这个死循环，需要一场从制度到文化的系统性变革。这需要政府、学术机构、期刊、学者各方的共同努力——从顶层设计上推进评价体系改革，从执法监管上斩断灰色产业链，从文化重建上培育健康的学术共同体。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破釜沉舟”的改革勇气：放弃对“量化指标”的迷信，放弃对“期刊等级”的崇拜，让学术评价真正回归到“知识创新”和“价值贡献”的本源。

2026年3月，中国科学院叫停高价OA期刊版面费，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停止受理学者参加NeurIPS会议资助申请。这些举措被人民锐评评价为“这或许是当下中国科技界最该有的姿态”。这不仅是拒绝当“学术冤大头”，更是在为打破“学术死循环”杀出一条血路。

当然，改革绝非一蹴而就。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改革的难点在于打破高校、科研院所长期形成的“自我循环”式评价惯性，建立与国家战略需求、产业实际贡献精准对接的“价值闭环”。但从“破五唯”到期刊分区表谢幕，从叫停高价OA到培育本土一流期刊，一系列改革举措正在加速推进。历史将证明，只有真正解决了“为什么发论文”这个根本问题——为探索真理而发，而非为职称晋升而发——中国学术才能从“卖版面”的泥沼中走出来，重新站立在人类知识创新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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