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 | 第十四讲 围城之困：当代中国“圈子文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系统性危害

张璞

圈子 | 第十四讲 围城之困：

当代中国“圈子文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系统性危害

引言

“圈子”二字，在中国社会中从来不是一个中性词。它既是情感认同的纽带，也是利益共谋的暗道；既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资源垄断的壁垒。从地缘关系编织的同乡网络，到政治场域拉帮结派的“山头主义”，再到互联网空间中被算法固化的信息茧房——当代中国社会中，“玩圈子”已经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

然而，当“圈地自萌”演变为“圈地为牢”，当抱团取暖异化为排外垄断，当圈子内部的情感纽带蜕变为制度之外的灰色契约，这种社会行为方式正在对中国的政治生态、经济发展和社会共识产生深层次的、结构性的侵蚀。本文将从政治圈子的宗派化、经济圈子的垄断化、互联网圈子的极化、地域圈子的割裂化以及学术圈子的裙带化五个维度，系统剖析“玩圈子”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恶果。

一、政治圈子的宗派化：从“团结一致”到“团团伙伙”

1.1 拉帮结派的制度性侵蚀

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小圈子”早已超出民间社交的范畴，演变为一种危险的权力异化现象。2025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多起高级官员违纪案件中，“在党内搞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长期在党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表述频繁出现，释放出明确信号：政治圈子的宗派化正在成为反腐败斗争中的突出问题。

2025年6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洪礼和被开除党籍。通报中，洪礼和被指“长期在党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洪礼和曾和江西省过往落马的多名“老虎”共事，包括凌成兴、史文清、李贻煌、殷美根、龚建华等，形成了一个跨越数年的政治利益网络。同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主席蓝天立被“双开”，通报同样指其“丧失党性原则，在党内搞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现实：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小圈子”已经成为架空组织原则、侵蚀政治纪律的制度性暗流。部分党员干部把擅权专政视为“有威信”，把拉帮结派当作“搞团结”，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权力用于为“小圈子”服务，以致“山头”越来越多、越做越大，自己也成为凌驾于党纪之上的“特殊人物”。

1.2 “圈子”与腐败的系统性关联

政治圈子不仅是权力寻租的组织形式，更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学术研究已经为这一论断提供了实证支撑。《财经理论与实践》2025年第5期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圈子文化”的形成对行为人的职务舞弊倾向具有正向影响——组织差序氛围越浓厚，行为人实施职务舞弊的倾向性越强。研究进一步指出，“圈子文化”逻辑下所滋生的组织差序氛围会渗透并超越组织边界，产生一系列负向影响，成为职务舞弊滋生的温床。

赣南医学院原党委书记黄某案是这种“圈子腐败”的极致缩影。黄某担任赣南医学院主要领导后，在学校里大量提拔其妻子的老乡。至案发时，赣南医学院及其第一附属医院有兴国籍干部200余名，其中180余人是在黄担任该校主要领导后调入，并有100余人得到提拔和重用。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在基建、药械采购等关键岗位上培植私人势力，越过各级分管领导直接指挥他们为特定关系人谋利。黄林邦与妻子、儿子、妻妹、妻弟等10名亲属均存在违纪违法问题，致使赣南医学院及其第一附属医院发生腐败窝案。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圈子运作方式，正是对组织纪律和公平原则的彻底背叛。

1.3 对中国治理体系的深层危害

政治圈子的宗派化，对中国未来的治理体系构成三重威胁。其一，它破坏选人用人的公正性。当提拔重用取决于“是不是自己人”而非能力和业绩时，人才选拔机制就会失灵，干部队伍的素质和战斗力将被系统性削弱。其二，它侵蚀制度的权威性。在圈子文化盛行的组织中，明面上的制度规则与暗地里的圈子规则并行不悖，甚至后者取代前者，导致制度沦为摆设。其三，它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当公众发现某些领域存在“小圈子”垄断权力和资源时，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就会受到侵蚀。

如云南纪委监委所警示的，“小圈子”就是“圈套”和“陷阱”，企图通过搞“小圈子”培植私人势力、建立利益同盟，注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经济圈子的垄断化：从“抱团发展”到“圈地为牢”

2.1 地域商帮的排外性与市场壁垒

在市场经济领域，“圈子”同样扮演着复杂的角色。以温州商会、潮汕商帮为代表的地域性商业圈子，在其早期发展阶段确实发挥了抱团取暖、资源共享的积极作用。然而，当这种基于血缘、宗族和同乡关系的抱团演变为排他性极强、壁垒森严的商业堡垒时，其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负面效应就开始显现。

粤商中的潮汕帮，其抱团能力有目共睹，但这种抱团更多基于血缘、宗族和同乡关系，排他性极强，也较封闭。有评论尖锐地指出，“潮商”概念赋予了地区独立性经济商圈的弊端，是一种“圈地为牢”的经济排外性堡垒，给外部资本进入地区产生三思而后行、甚至是望而却步的意识。这种排外性导致了严重后果：资本雄厚的珠三角资本和更多地区的外部资本对粤东商圈抱着投资谨慎三思而后行的态度，外部资本流入量的减少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阻碍原因之一。

浙商虽然被认为相对开放，但同样存在问题。研究指出，浙商帮存在政治依附性和权力越位现象，民间组织的不平衡发展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所在”。某州商会在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扮演的“粘合剂”角色，在带来经济效率的同时，也意味着其能够运用各种政治策略公开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对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公私界限的模糊化，恰恰是经济圈子对中国未来发展最危险的隐性侵蚀。

2.2 行业圈子的恶性竞争与市场失序

如果说地域商帮的排外性是圈子的“外向型危害”，那么行业内部的圈子化竞争则是圈子的“内向型灾难”。2025年至2026年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爆发的“黑水军”乱象，堪称行业圈子恶性竞争的典型案例。

央视《焦点访谈》的调查揭示了一条完整的黑水军产业链：出于恶性竞争的目的，有的新能源汽车专业博主发布网络虚假信息，不同车企相互拉踩，攻击相互竞争的产品，这不仅严重误导消费者，也成为阻碍产业健康发展的公害。调查发现，一些新车型尚未正式上市销售，网络上就已经出现了“销量腰斩”“有重大质量问题”的海量黑稿。这些所谓的“AI黑稿”通过人工智能批量生成，策划方躲在暗处下单，内容工厂用AI批量生成黑稿，由无数手机主板模拟海量虚假账号，瞬间将谣言铺满网络。

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车企高管亲自下场拉踩引战，把恶性竞争摆上台面。这种行业圈子内的“内部绞杀”，使竞争从开拓蓝海退化为存量厮杀。当企业因缺乏时间、精力和资金保证，在面对研发周期长、风险程度高的技术投入时缺乏信心和耐心，更偏向和习惯于“跟随式增长”而非“引领性创新”时，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引擎就会面临失速的危险。

2.3 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根本性削弱

经济圈子的垄断化和恶性竞争，正在从根本上削弱中国的创新能力。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确定为202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一政策信号本身就说明，圈子文化导致的内卷化竞争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从更深层次看，圈子文化对内卷式竞争的推波助澜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圈子内部的同质化倾向，使市场主体困于相似技术与领域、固守“规模致胜”，竞争便从开拓蓝海退化为存量厮杀。其二，圈子形成的资源壁垒和关系壁垒，使外部创新者难以进入，创新资源被固化在既得利益圈子内部。其三，圈子内部的“抱团取暖”往往异化为“抱团互踩”，在争夺有限市场份额的过程中，相互诋毁、恶性压价、技术抄袭等行为泛滥，创新的正向激励被破坏。有研究指出，“内卷式”竞争一旦形成，会导致竞争的重心从价值创造转向价值实现，使其丧失引导社会总劳动向创新领域配置的功能。

三、互联网圈子的极化：从“圈地自萌”到“撕裂社会”

3.1 饭圈文化的组织化霸凌

互联网时代的“圈子”呈现出全新的形态和更加强烈的破坏力。以“饭圈”为代表的网络圈子，已经从粉丝群体的自我娱乐演变为一种具有高度组织化、准军事化特征的网络力量，其负面效应正在溢出网络空间，对现实社会造成实质性伤害。

2026年4月曝光的全红婵遭遇网暴事件，揭开了互联网圈子极端化的一面。一个名为“水花征服者联盟”的282人微信群，把“禁止攻击其他运动员（全红婵除外）”写进群规，长期用侮辱性绰号辱骂她，编造假消息，嘲讽她发育期的体重变化，一骂就是好几年。更令人震惊的是，网传群成员不全是普通网友，还包括其他运动员、裁判及体育媒体从业者。这意味着全红婵遭遇的不仅是陌生网友的无端恶意，更可能是行业圈层内的刻意排挤与隐性霸凌。巴黎奥运会后，全红婵想过退役，因为害怕牵连朋友而主动疏远别人。她在公开场合哽咽着说：“不要再骂我了，不要骂我家里人，不要骂我朋友。”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中央网信办于2025年9月部署开展的“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明确指出，部分“饭圈”粉丝群体借影视作品、脱口秀、体育赛事等话题，恶意拉踩、攻击、谩骂或者组织批量举报投诉；部分二次元群体、“喷系少年”组织煽动对立甚至“开盒”，或者教授买卖“开盒”技巧。这些行为的本质，是圈子内部的极端化情绪被组织化地外溢到公共空间，对特定个体或群体实施集体性围剿。

3.2 信息茧房与群体极化

互联网圈子更深层次的危害在于，它通过算法推荐和群体互动，将人们锁闭在日益狭窄的信息茧房之中，导致社会共识的瓦解和群体极化的加剧。

网络圈层的虚拟性排他性特征给传统集体主义观念带来了一定影响和冲击，表现为人际交往“以数的依赖为基础”所导致的主体退场与集体虚化，技术凝视和控制下的“信息茧房”与“沉默螺旋”，以及“快餐”娱乐化取向造成的自我中心倾向和崇高价值感悬置。当人们只与“自己人”交流、只接收“自己想看”的信息时，不同圈子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有研究揭示了圈子极化的“流量驱动型”传播链条：初始阶段，小圈子内的观点是基于共同语境与兴趣默契的玩梗，是无伤大雅的情绪表达；随着互联网扩散传播，这些内容突破圈层进入公共空间，成为流量逐利者的“素材库”；随后，逐利者刻意剥离玩梗的原始语境，放大其中的对立元素，炮制“非黑即白”的煽动性观点；猎奇心理与“愤怒诱饵”叠加，使得公众被情绪带偏，陷入“立场优先于事实”的认知误区。

这条链条的核心从来不是“观点”本身，而是流量逻辑对“对立”的刻意制造与放大。当这种机制被有心人利用，挑动对立情绪、撕裂社会共识、侵蚀政府公信力便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生意”。

3.3 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互联网圈子的极化不仅是社会问题，更可能演变为国家安全问题。2026年1月，国家安全部披露，有人企图在社交平台上煽动“国外的月亮更圆”的扭曲风气，挑动对立情绪，撕裂社会共识，侵蚀政府公信力。如某社交平台出现对有关法律修改草案的恶意解读，通过将尚未核实的个案与刻意截取的部分法条字句关联，达到挑动对立的目的。

当网络圈子被恶意利用，成为传播虚假信息、煽动群体对立、干扰社会舆论的工具时，其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是严峻的。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圈子内部的高度封闭性和认同感，圈内成员往往对来自圈外的信息持怀疑态度，而对圈内传播的信息盲目相信，这使得谣言和虚假信息在圈子内部具有极强的“免疫力”和传播力。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任何流量收割都不能以牺牲社会共识为代价，任何趣味表达都不能突破公序良俗的底线。

四、地域圈子的割裂化：从“一方水土”到“一地标签”

4.1 互联网时代的“地域黑”乱象

在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中，地缘关系一直是社会认同的重要维度。然而，当这种认同被互联网放大、扭曲和工具化时，地域认同就从文化纽带变成了撕裂社会的利刃。

2025年以来，“山东黑子”“外五县瑜伽裤”等网络现象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所谓“山东黑子”，是指一些网络博主以“黑”特定地域来博取流量，用夸张的表达——如酒桌的等级、考公的执念、鱼头鱼尾的朝向等——将一省之人打上统一的负面标签。随之而来的是舆论场的撕裂：一部分人认为这是直陈积弊的诤言，另一部分则认为这是对当地人的集体污名化，前者与后者互指为“不思改变”和“地域黑的同谋帮凶”。

更为荒诞的案例是“外五县瑜伽裤”现象。在社交媒体上，嘲讽“外五县瑜伽裤”逐渐成为一种风潮。身穿瑜伽裤生活在县城的年轻女孩被捏造为“曾在一线城市工作却非脚踏实地之人”“企图通过秀身材吸引异性实现阶层跃升”“普遍有商K背景”。原本没有任何负面属性的瑜伽裤，就这样被迫成为“性暗示”的载体和县城女性被围剿的切口。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如何低成本拿捏‘外五县瑜伽裤’”的围剿攻略，将这种歧视系统化、产业化。

4.2 地域歧视的社会撕裂效应

地域攻击本身就是一种逻辑缺陷、制造撕裂的毒性表达，它对特定地域的人群贴上了刻板印象的标签，并投射了强烈的负面情绪——动辄使用全称做判断——“哪里的人就是不行”。近年来，关于江西人的负面标签也时有流传：“走路爱闯红灯”“公交地铁抢座”“礼金数额高昂”。这些标签的共同特点是以偏概全、群体归罪，将一个地区极少数人的行为放大为全体居民的“固有特性”。

地域文化争论频发，折射着社会在多元交融中的认知困境。个别公众人物以偏概全，网络群体盲目跟风，叠加长期形成的刻板印象，共同助长了“地域黑”现象在网络空间的蔓延。互联网时代的社交演进、情绪传播、极化表达，很容易将公共讨论拖入撕裂、站队中，让一些故意制造对立的人从中渔利，最终口水和怒火淹没了讨论。

从更深层次看，地域圈子割裂化对中国未来的危害在于，它破坏了社会信任的微观基础。当人们对来自某地的人预设负面判断，当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日常交往中不得不背负刻板印象的“原罪”时，社会的整合度就会持续下降。在需要团结一致应对重大挑战的时刻——无论是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还是外部压力——这种社会内部的隔阂和互不信任，将成为消耗社会凝聚力的巨大成本。

4.3 对社会整合的制度性侵蚀

地域圈子的割裂化，其最深刻的危害不在于引发了多大的网络骂战，而在于它正在侵蚀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基础。当年轻人不再关心“我是哪里人”，而是更加认同基于兴趣和价值观的“趣缘圈子”时，看似是地域认同的淡化，实则可能是社会原子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当一个社会中充斥着“北方人如何”“南方人如何”“某省人不行”的话语框架时，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就会被系统性地削弱。这种削弱不是在宏观层面突然发生的，而是在无数微观交往中缓慢积累的——求职时因籍贯被另眼相看、相亲时因地域被预设偏见、邻里间因出身被贴上标签——每一次歧视性经历都是对社会信任的一次微小损伤，累积起来则足以动摇社会团结的根基。

五、学术圈子的裙带化：从“学术共同体”到“权力-利益网络”

5.1 近亲繁殖与学术特权

学术界本应是追求真理、崇尚公平的领域，然而，学术圈子的裙带化和近亲繁殖正在严重侵蚀这一领域的社会公信力。

南方医学院的“黄案”在学术界并非孤例。黄在领导岗位的提拔选任上，对小圈子之外的成员进行排挤打压，严重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这种任人唯亲、近亲繁殖的做法，使大学和研究机构从学术共同体退化为私人领地。与古代官场上存在帮派、裙带关系的圈子文化类似，学术圈子里都有一个“灵魂人物”，他们要么是身兼处长、院长、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官教授”，要么是同时拥有学科带头人等学术头衔的“学术权威”。圈子不加约束，就会演变成派系，派系之间不单是学术上的分歧，还有行政权力和项目利益上的争夺。

2025年，北京某大学原副校长任某被曝出其腐败行为渗透于招生、基建、学术、校办企业等关键环节，形成“权力-利益”交织的腐败网络。这再次印证了学术圈子一旦与行政权力结合，就会产生系统性的制度腐败。

5.2 对教育公平和学术创新的双重打击

学术圈子的裙带化对中国未来的危害是双重的。

首先，它直接破坏教育公平。当招生录取、研究生名额分配、奖学金评定等环节受到圈子关系的影响，而非取决于公平竞争和实际能力时，社会流动的通道就被堵塞了。教育本应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最重要阶梯，而学术圈子正是通过控制这个阶梯的入口来维护既得利益。

其次，它严重阻碍学术创新。学术圈子的近亲繁殖导致思想同质化——“熟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和项目评审往往缺乏真正的批判性，本应激发创新的学术辩论变成了圈子内部的“内部循环”。当本领域的评审者都是同一学术谱系的“自己人”时，真正颠覆性的创新思想就很难获得承认和发展空间。

“裙带学术”问题何时休？这不仅是学术道德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创新能力和人才竞争力的战略问题。

六、结语：走出“围城”，重建公共性

从政治圈子的宗派化到经济圈子的垄断化，从互联网圈子的极化到地域圈子的割裂化，再到学术圈子的裙带化，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圈子文化”正在从多个维度侵蚀中国未来的发展根基。

这些恶果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强化、互为因果。政治圈子的腐败破坏了制度的公正性，降低了社会对治理体系的信任；经济圈子的垄断压缩了市场竞争的空间，抑制了创新活力；互联网圈子的极化和地域圈子的割裂瓦解了社会共识，加剧了群体间的对立和互不信任；学术圈子的裙带化则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流动机制和创新生态。当这些负面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一个“信任流失—合作降维—效率下降—再信任流失”的恶性循环。

走出“围城”的根本出路，在于重建公共性和制度理性。这需要三方面的努力：一是以更彻底的制度建设和权力监督，打破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小圈子利益格局；二是以更完善的平台治理和内容审核机制，抑制网络圈子极化对社会共识的侵蚀；三是以更公平的资源配置和机会分配机制，减少圈子文化对教育和创新领域的渗透。

正如中央网信办专项行动所强调的，任何流量收割都不能以牺牲社会共识为代价，任何趣味表达都不能突破公序良俗的底线。对于“圈子文化”而言，任何抱团取暖都不能以排外和垄断为代价，任何圈内认同都不能以撕裂社会为代价。

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的不是越来越坚固的“圈子”，而是越来越开放的“平台”；不是越来越窄的“身份认同”，而是越来越宽的“命运共同体”。唯有打破围城之困，才能让中国的发展真正走向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充满活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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