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 | 第八讲 圈子、版面与国运： 当“阿飞”都能发表大作，文学净土还有多远？

张璞

圈子 | 第八讲 圈子、版面与国运：

当“阿飞”都能发表大作，文学净土还有多远？

引子：一个虚构故事背后的现实荒诞

从未写过小说的阿飞，居然砸钱在某文学大刊上发表了大作。这个故事不是虚构的，即使在现实语境中，它一点也不荒诞——因为类似的荒诞，正在以另一种形式在我们的文学和学术出版领域天天上演。只是主角不再是“阿飞”，而是成千上万为了职称、为了毕业、为了考核而四处求人、掏钱买版面的教师、医生和研究生；刊物也不再是文学杂志，而是那些挂着“核心期刊”“国家级期刊”金字招牌的学术刊物。二者的本质如出一辙：当发表不再靠水平而靠金钱与关系，这个行业的根基就已经烂了。

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层层剖析“刊物玩圈子→卖版面→学术腐败→国家受损”这条恶性链条，揭示其对社会公平、学术生态乃至国家根基的毁灭性危害，并最终追问：如果一个刊物只能靠卖版面为人晋升职称用用，那国家出版署为何还要让它存在？

一、从“关系稿”到“版面费”：圈子文化的双面镜像

1.1 文学圈的“学阀做派”：余华式的坦率

先回到那个并非虚构故事的现实蓝本。2023年，跟我一起搞过新闻的阿飞，因被贬用想露露头角，便写了一篇小说发给某大刊，按照协议交了六千元版面费，使得其稿在大刊上发表。“本来连二审都过不了。”内部透出消息说，只要交了版面费，就会让你过关。做法实在令人咋舌。

文学评论家唐晓岭直言：“许多写得非常好的作家，一辈子都休想在这个大刊上发一篇作品，他们投了也是白投。而许多奇葩作家烂得不能再烂的小说，却能轻而易举，在这家大刊上享受VIP的超级大神待遇。”这句话虽然刺耳，但折射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当“圈子”取代了“水平”，当“关系”凌驾于“质量”，一本刊物的公信力就荡然无存了。

1.2 学术圈的“版面买卖”：从“门槛”到“商品”

如果说文学圈的“关系稿”还带着一丝“文人相轻”的体面，那么学术圈的“版面买卖”则赤裸裸地将发表变成了赤裸的交易。

先看价格。2025年的市场行情显示，普刊版面费一般在3000—6000元，而知网收录的普刊则涨至4500—7000元。核心期刊更是水涨船高，平均版面费已突破8000元大关，部分知名期刊单篇收费高达2—3万元。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2021年中宣部对学术期刊的大整顿（规定起发版面不得低于3版，每年发文量上限2000篇），版面供给骤减而需求不减，版面费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一路飙升。

版面费本身并非原罪——期刊运营需要成本，收取合理费用有其正当性。但当版面费异化为“买卖论文”的通行证，当期刊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性质就完全变了。有中介机构公然宣称“包过包发”“快速见刊”，甚至直言“马上2026年又要涨价了，现在安排是价格最合适的”。这不是学术发表，这是商业交易。

二、爆点：论文工厂——学术腐败的工业化生产

如果说上面讲的还是“个体户”式的腐败，那么“论文工厂”的出现，标志着学术腐败进入了产业化、规模化的新阶段。

2025年10月， 一家新闻记者卧底调查，揭开了一条触目惊心的黑色产业链。一家名为“延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论文中介，其负责人向卧底记者炫耀：“我们公司去年运作了大概18万篇论文，其中有13万篇成功发表，我们一年挣了8000万元。”13万篇！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平均每月要运作发表10833篇，每天超过360篇。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家机构公开宣称与某些期刊杂志社建立了“独家发刊资源”——“名单上有的期刊，就是我们有合作能帮客户投稿录用的。如果客户想投稿的期刊不在名单上就没法运作，那就争取给客户推荐名单上的期刊来替换。”这意味着，某些期刊已完全被论文中介垄断，不经中介投稿就不会被录用。 论文发表这个本应公平竞争的过程，已经异化为一个被少数“中介-期刊”联盟操控的封闭市场。

这家机构的客户中，医护客源占比在50%以上，教师群体也是重要来源。这些人正是最需要论文来评职称、晋升的核心群体。当职称晋升取决于发表在什么期刊上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被中介和期刊两头收割。

三、“五唯”之殇：是什么把学术界逼上了这条路？

版面费乱象和论文工厂的泛滥，绝非凭空而来。它们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这“五唯”评价体系的必然产物。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胡娟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学校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唯论文’现象，催生了论文买卖市场。”当职称晋升、资源分配、机构排名过度依赖论文发表数量、期刊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时，就必然引发“以发表为中心”的科研异化。

更直白地说：当一篇论文不是用来传播知识、推动学术进步，而是用来换职称、换课题、换帽子的时候，它的“学术”属性就已经被“商品”属性取代了。 而期刊则看准了这个刚需，将版面变成了稀缺资源高价出售。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买卖双方各取所需。唯独牺牲的是学术的尊严和真理的追求。

有观点认为，版面费的存在是期刊生存的无奈之举。诚然，一些期刊确实面临经费短缺的困境。但问题在于，当期刊把“卖版面”作为主要盈利模式而非学术传播手段时，它就不再是学术期刊，而是一个挂着学术名头的“商品交易所”。

四、玩圈子的深层危害：对国家、对社会的长久侵蚀

当阿飞们花钱就能发表“大作”，当论文工厂一年运作13万篇假论文，当学术头衔被明码标价，这些看似只发生在“象牙塔”里的乱象，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全社会扩散，其危害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深远。

4.1 危害一：学术评价体系全面失灵，“劣币驱逐良币”

这是最直接的危害。当一个骗子用假论文就能骗到教授职位、骗走国家科研经费，那些真正潜心科研的学者会怎么想？

2025年11月，南方科技大学“首席科学家”郭X案震惊全国。这位顶着“170篇SCI论文作者”“国家科技进步奖得主”等光环的“学术大牛”，经查实竟是靠编造履历、冒名顶替、虚构成果等手段包装而成的“假人才”，甚至连高中学历都可能不保。澎湃新闻评论道：“一个伪造海外名校履历、虚构科研成果甚至连核心论文都涉嫌抄袭的骗子，竟能在科研江湖混迹多年，骗取高校教职、国家级科研项目与巨额经费。”

更荒谬的是，郭X的造假手法并不高明——他的所谓“国际合作项目”多为虚构，“海外名校博士”的履历也经不起查证。为什么他能一路绿灯直达“首席科学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的人才引进机制过度依赖“帽子”和“论文数量”这些量化指标，而忽视了实质核查。一个精心包装的骗子，竟然比一个踏实做学问的学者更容易获得“人才”的标签。 这不是个案，这是“五唯”评价体系的必然产物。

当“劣币”驱逐“良币”，当造假者比老实人获利更多，整个学术界的诚信底线就会不断下移。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走捷径”，而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坐冷板凳”。

4.2 危害二：科研资金被大量浪费，科技创新能力被掏空

版面费、论文买卖、学术造假，背后最令人心痛的是国家科研经费的巨额浪费。

每年，数以亿计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被投入到科研项目中。按照正常逻辑，这些经费应该产生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但当“论文工厂”横行、学术造假泛滥时，大量经费实际上被用来“生产”毫无价值的假论文、假数据。

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些学者甚至用财政支持的课题经费购买论文发表服务。有评论指出：“若学者使用财政支持的课题经费购买此类服务，可能涉嫌违反《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关于科研经费专款专用的规定，情节严重者甚至可能触犯刑法中的贪污、挪用公款罪名。”

2025年11月，科技部等二十二部门印发《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专门增加了买卖实验研究数据、无实质学术贡献署名等7种科研失信行为，并强调以弄虚作假方式获得科技伦理审查批准均属科研失信。但立法归立法，落实才是关键。当学术腐败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的时候，单纯依靠事后惩戒远远不够。

科技创新是国之大者。 当一个国家的科研体系被假论文、假数据、假成果侵蚀，当科研评价体系失灵，真正有创新能力的学者被边缘化，这个国家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竞争力必然会受到影响。从芯片到人工智能，从生物医药到新材料，每一个需要持续攻关的领域，都离不开扎实的科研积累。而学术腐败，正是在从根基上摧毁这种积累。

4.3 危害三：教育公平被严重破坏，社会信任危机加剧

学术腐败的危害绝不止于学术界内部，它会像毒素一样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教育公平。当一个“从未写过小说的阿飞”可以通过金钱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作品，当一个“骗子”可以通过造假成为高校首席科学家，那些出身普通家庭、没有关系、没有资源的学生和学者，他们的上升通道就被堵死了。豆瓣网友对此的评论令人深思：“收获可是顶级大刊，而且是双月刊，本身就很难上，还被这些人莫名占走份额。普通作家基本上很难上了。”这段话放在学术界同样适用：核心期刊的版面是有限的，当这些版面被关系户和买版面的“阿飞”们占据，真正有才华但没资源的普通学者，发表论文的难度呈指数级上升。

更要命的是，这种不公会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当人们发现“走捷径”才是成功的捷径，谁还愿意踏踏实实做学问？最终，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会被扭曲——成功不再靠能力，而靠关系；评价不再看水平，而看“帽子”。

其次是社会信任的全面瓦解。学术头衔本是社会对知识的敬仰和对学者的信任。但当“院士”头衔可以和“95万”的标价挂钩，当“首席科学家”可以和骗子划等号，公众对学术界的信任就会被严重侵蚀。红辣椒评论指出：“当‘院士’头衔与‘花钱购买’挂钩，人们会逐渐质疑学术头衔的真实性，可能动摇科学事业发展的群众信任基础。”

2025年，饶雨教授收到明码标价“95万助其评上欧洲科学院院士”的邮件，卖方还毫不掩饰地表示“市场价高达200万元”，服务范围甚至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等知名机构。学术荣誉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4.4 危害四：学术腐败向社会外溢，危及公共安全

这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危害——学术腐败的后果，绝不仅仅停留在“论文”层面，它会直接威胁到普通人的生命安全。

医学论文造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论文工厂的负责人坦言，其客户中“医护客源占比在50%以上”。当医生的职称晋升依赖于论文发表数量，当医学论文可以通过“中介-期刊”联盟轻易发表，必然有大量医生选择“走捷径”，通过造假、抄袭、买卖论文来满足晋升要求。

其后果是什么？一个靠假论文晋升的医生，可能根本没有能力应对真实的临床挑战。 他的晋升依据不是真实的临床能力，而是花钱买来的假论文。一旦这样的人走上关键岗位，就是对患者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

与此类似的还有工程领域。当一个靠假论文、假成果评上教授、获得项目的人，去设计桥梁、建筑、水利工程，其潜在的风险是不可估量的。学术腐败不是书斋里的腐败，它会从“象牙塔”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最终用论文上的谎言换来现实中的灾难。

2025年5月，西部某科技大学实验室发生高温熔融镁合金液体喷溅轰燃事故，造成1名教师和3名学生不同程度烧伤。虽然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操作违规，但事故背后反映的实验室管理漏洞和科研诚信缺失，同样值得警惕。当学术圈充斥着“重发表轻实操”“重指标轻质量”的风气，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工程的质量控制自然会受到牵连。

五、法治的困境：如果只能卖版面，期刊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面对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乱象，国家并非无动于衷。

从2021年中宣部对学术期刊的大整顿，到2025年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部署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行动，再到科技部等二十二部门印发《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国家层面一直在努力治理。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更是将代写、剽窃、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列为不授予或撤销学位的情形。

这些举措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国家对学术不端的态度是“零容忍”的。但问题在于，当版面买卖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当“五唯”评价体系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导向作用，单纯依靠事后惩戒和行政干预，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这里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一个刊物只能靠卖版面来维持生存、为人晋升职称所用，那国家出版署为什么还要让它存在？

这不是一个修辞问题，而是一个制度追问。《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明确，期刊出版单位出版期刊必须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领取《期刊出版许可证》。这说明，期刊的存在是有门槛的，不是谁想办就能办的。既然如此，那这些被授予“出版许可”的期刊，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学术责任。它们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传播知识、推动学术进步，而不是成为职称晋升的“中介”、金钱交易的“平台”。

当一个期刊的生存完全依赖向作者收取版面费，它的编辑原则就会从“追求质量”转向“追求数量”，从“服务学术”转向“服务买卖”。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期刊已经偏离了出版的根本宗旨，沦为了一台“论文印刷机”。国家出版署作为期刊的审批和管理机构，有责任对这样的期刊说“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一刀切地禁止所有版面费。合理的版面费用于维持期刊运营、支付审稿专家劳务、保障出版质量，是可以接受的。关键在于，版面费不能异化为“买版面”“卖论文”的通行证。期刊的核心价值应该是“发表什么”，而不是“收了多少钱”。当后者取代前者成为期刊的生存逻辑，这个期刊的出版资质就应该被重新审视。

六、反思与出路：从“圈子”到“公开”，从“唯论文”到“唯质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术圈子的封闭、版面费的泛滥、“五唯”评价体系的扭曲，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顽疾。要根除这些问题，需要系统性的改革。

第一，彻底打破“圈子文化”，建立公开透明的审稿机制。 无论是文学期刊还是学术期刊，都应该建立严格的“三审三校”制度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杜绝“人情稿”“关系稿”。余华可以“推荐”学生上《收获》，但期刊编辑应该有勇气拒绝；核心期刊可以收版面费，但审稿标准不能因为“合作期刊”就形同虚设。只有当“圈子”被“公开”取代，学术公平才有保障。

第二，彻底改革“五唯”评价体系，让评价回归本质。 2025年11月，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部署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行动，明确强调要坚定不移破“五唯”。这是方向正确的举措。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还需要进一步细化：职称评审不应只看论文数量，更要看实际贡献；项目评审不应只看影响因子，更要看创新价值；人才引进不应只看“帽子”，更要看真实能力。只有当“发表”不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钥匙”，版面费的刚需才会自然下降。

第三，加强对期刊出版资质的动态管理，建立退出机制。 对于长期依靠卖版面生存、学术质量低下的期刊，国家出版署应当进行清理整顿，甚至撤销其出版许可证。期刊不是“铁饭碗”，它的存在必须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前提。如果一本期刊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卖版面给人评职称”，那它就是一台毫无社会价值的“论文印刷机”，没有任何理由继续获得国家出版许可。

第四，加大惩处力度，让造假者付出足够惨痛的代价。 科技部等部门已经明确，对严重科研失信行为将依法依规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在项目申报、院士增选、科技奖励等工作中实施失信惩戒。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对于买卖论文、代写代投的行为，应该建立更严厉的法律追责机制，让“论文工厂”的黑色产业链彻底瓦解。

第五，加强科研诚信教育，让“求真务实”成为科研人员的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营造良好学术环境，弘扬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要加强科研学风作风建设，引导科技人员摒弃浮夸、祛除浮躁，坐住坐稳‘冷板凳’”。当每一个学者都把学术诚信视为不可触碰的红线，当每一个期刊都把质量视为不可妥协的底线，学术净土才能回归。

结语：学匪横行，则国将不国

回到文章的起点：从未写过小说的阿飞花钱在大刊上发表大作，这个故事绝非虚构。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了太多比这更荒诞的真实——骗子成了高校首席科学家，论文工厂一年卖13万篇假论文，学术头衔被明码标价95万。

当一个社会的学术体系被金钱和关系腐蚀，当“学阀”取代“学者”，“商贾”取代“学术”，这个社会的根基就会被掏空。科技创新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而学术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如果基石都被腐蚀了，再宏伟的大厦也会轰然倒塌。

学匪横行，则国将不国。 这绝非危言耸听。从医学论文造假危及患者生命，到工程领域学术腐败酿成安全事故，从教育不公加剧阶层固化，到科研造假耗尽国家创新资源——学术腐败的每一条触角，都在蚕食着这个社会的未来。

国家出版署赋予期刊出版资质，是信任，更是责任。当一本期刊不再传播知识、推动进步，而沦为金钱和关系的游戏场时，它就没有资格继续存在。当一个学术体系不再“唯才是举”，而沦为“唯钱是举”“唯关系是举”时，这个体系就必须彻底变革。

让我们期待一个不再有“阿飞”发表大作的明天。那一天，学术将回归学术，发表将回归传播，诚信将回归人心。

那一天，才真正是国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