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边文化是当代襄阳红色文化之根

张克启

一、引言：襄阳人，你知道自己的红色根脉吗？

说起襄阳的红色文化，很多襄阳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张自忠将军”“枣宜会战”，或者是电视里看到的“中原突围”。这些当然都是襄阳红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今天，我要告诉每一位襄阳人一个可能被你忽略的事实——

襄阳真正的红色文化之根，不在别处，就在鄂豫边。

也许你会问：鄂豫边？那不是河南和湖北交界的一片山区吗？跟襄阳有什么关系？

关系太大了。鄂豫边的核心区域，就在今天的襄枣宜、随州与南阳交界地带。当年那场大雪中的“光化县会议”，光化县就在今天襄阳老河口市境内。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坚守，几乎每一步都与襄阳这片土地血肉相连。

但更重要的是：鄂豫边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红色文化，正如张璞同志所说，它是中国革命精神谱系中一种被崇尚的“一等终极忠诚”。如果说井冈山精神是“创业”，长征精神是“转战”，延安精神是“扎根”，那么鄂豫边精神就是“一等终极忠诚”——在最孤独、最绝望、最无助的黑暗中，一个人活成了一支队伍，一粒火星坚信终将燎原。

这种精神，是当代襄阳人最需要汲取的力量源泉。

二、“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襄阳先辈的孤勇传奇

我们先回到1929年那个冬天。

大雪封山，交通断绝。鄂豫边与上级的联系彻底中断。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命令、没有补给、没有援军、没有任何外部支援。七个来自四个县的代表，在光化县（今襄阳老河口）的一间破屋里开会。外面是天寒地冻，里面是七颗滚烫的心。

这七个人做了一个决定：成立临时特委，继续战斗。

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开个会吗？

大错特错。 这背后藏着一个革命史上极其罕见的逻辑：当组织无法保护个人时，个人依然以组织的形式战斗。

通常的逻辑是“无数个人凝聚成一个组织”。但在鄂豫边的绝境中，逻辑被倒过来了——“一个人就是整个组织”。上至特委成员，下至普通战士，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他就是完整的党委、健全的支部、打不垮的队伍。

这不是比喻，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杨秀阡一个人到枣阳，恢复了全县的党组织。李金铭单枪匹马走襄阳，撤销旧县委、建立新区委。傅良知去上海联络上级，中途出了问题（大概率牺牲或被捕），杜仲安马上步行出发，穿越千里敌占区，只为送出一份工作报告。

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一个人在，党组织就在。

襄阳的朋友们，你能想象吗？今天的我们，出门要导航、办事要联网、工作要开会、决策要层层审批。而当年的鄂豫边先辈，在没有任何外部支持的情况下，自己就是导航、自己就是网络、自己就是会议、自己就是决策中心。

这不是勇敢，这是将信仰内化为生命本能。他们不是“等待命令的士兵”，而是“行走的司令部”。

这就是鄂豫边文化的第一重内涵：在最彻底的孤立无援中，完成了对信仰的彻底内化。革命不是职业，而是一种存在方式——我存在，故组织存在；我在哪里，革命的指挥部就在哪里。

襄阳人，我们骨子里有没有这种基因？一个襄阳人走出去，能不能代表襄阳人的精气神？能不能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独自撑起一片天？鄂豫边的先辈用生命告诉我们：能。

三、“粪叉与干粮”：襄阳老百姓的硬核革命

接下来这个故事，可能会让你笑出声，但笑着笑着，你会被震撼。

宜东群众参加攻打唐河，自带干粮，拿着粪叉，步行几百里，满脸堆着笑容。

画面感来了吗？

没有钢枪，没有大炮，没有军装，没有后勤补给。老百姓背着自家锅里的干粮，扛着平时掏粪的粪叉，走上几百里路去打仗，还满脸笑容。

这个画面，比任何好莱坞大片都震撼。因为它太“土”了，土到极致，反而土出了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

“自带干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革命队伍没有后勤部，每个家庭的米缸就是后勤部。老百姓不花军队一分钱，自己带粮、自己走路、自己打仗。

“粪叉”意味着什么？那是农民每天握在手里的工具，是最卑微的日常器物。但当成千上万把粪叉汇聚成洪流，它就不再是农具，而是一个阶级用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去砸碎另一个世界的枷锁。

“满脸堆着笑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不是被强迫、被动员的牺牲，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近乎节日般的参与狂欢。打仗对他们来说，不是负担，是解放自己的节日。

这就是鄂豫边文化的第二重内涵：以最“非专业”的方式，实现了最彻底的革命化。它不是靠物质动员，而是靠意义动员；不是用利益换取参与，而是用解放点燃生命。

襄阳人，咱们有句老话叫“襄阳人的脾气”——认定了的事，砸锅卖铁也要干。这不就是鄂豫边精神吗？认定了革命能过上好日子，那就背上干粮、扛上粪叉，走上几百里路去拼。这种“认死理”的倔劲，就是咱们襄阳人的革命基因。

四、“错了也干”：一种被误解的忠诚

这个命题容易引起争议，但必须说清楚。

1932年，鄂豫边区开展“肃反”工作。史料记载，特委“毫不犹疑”——上级说什么，不怀疑、不推辞、不犹疑，错了也干。

今天听来，“错了也干”好像很愚忠、很盲从。但我们要回到那个时代的生存逻辑中去理解。

鄂豫边当时面临着三重断裂：与中央的交通断裂（几个月联系不上）、与友邻根据地的空间断裂、与未来胜利的时间断裂（没人知道黎明何时到来）。在信息完全缺失、生死每分每秒受威胁的条件下，执行力比反思力更珍贵，服从比质疑更符合生存理性。

一个游击队可以承受一次错误命令的损失，但无法承受在生死关头因质疑而导致的决策瘫痪。敌人已经合围、枪声已经响起，任何迟疑都是对同志的不负责任。

更何况，“错了也干”的另一面，是他们从未停止向上级汇报、从未停止派出交通员。他们不是在盲目执行，而是在无法验证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行动。这是一种“先行动、再求证”的革命实用主义。

他们赌上自己的生命去执行一条可能错误的指令，这需要的不是愚昧，而是超越常人的担当——因为最终承担“错”的后果的，是他们自己。

襄阳人，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在信息不全、前路不明的时候，你敢不敢“先干了再说”？鄂豫边的先辈告诉我们：在绝境中，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犹豫不决，往往比错误决策更致命。

五、“茓子里的钱”与“一斤肉”：襄阳式廉洁的硬核证据

这个故事，每一个襄阳人都应该记住。

程克绳，鄂豫边领导人之一。有一次截获敌人车辆，缴获了12麻袋银元。他用“茓子”（一种计量粮食的圆形器具）把银元圈起来，分毫不私占。他的舅舅过喜事，想借十个大洋，他不借。

12麻袋银元，在那个年代是天文数字。他只要伸手，没人知道。但他不拿。

更震撼的是一个叫范家义的赤卫队大队长的故事。他妻子给赤卫队烧火做饭，偷偷拿走了剩下的一斤多肉。范家义发现后，亲自把肉送回，还责令妻子在会上当众检讨。

一斤肉，换了妻子的公开羞辱。这不是不近人情，这是用一场“大义灭亲”，捍卫一种不可侵犯的规则。

襄阳人，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公是公，私是私”。鄂豫边的先辈把这个原则推到了极致：程克绳不让舅舅借，范家义不让妻子拿。在亲情与原则之间，他们选择了原则；在人情与纪律之间，他们选择了纪律。

这就是鄂豫边文化的第五重内涵：廉洁不仅是“不拿”，更是“不让”——不让身边任何人拿。不拿是底线，不让才是高标准。公共财产的神圣性，高于任何私人关系。

今天的襄阳，无论是机关干部、企业员工，还是普通市民，如果每个人都能有这种“茓子圈钱”的意识——公家的就是公家的，一分一毫不能动——那咱们襄阳的政治生态、社会风气，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六、“一等终极忠诚”与“必定燎原”：襄阳人的时间哲学

鄂豫边文化最后两个特质——“一心为公，把工作做到一等的上进心”与“星星之火必定燎原的坚定信念”——看似寻常，实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闭环。

什么叫“一等终极忠诚”？

当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不知道上级还在不在、不知道友军还在不在的时候，一个人凭什么还要“把工作做到一等”？

唯一的答案，来自对“未来”的绝对信仰——“星火必定燎原”。

这是一种独特的“未来倒逼当下”的工作法。鄂豫边的战士们在做每一项工作时，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那一天，然后以那一天的目光来要求今天的自己：

因为知道未来的新中国需要最优秀的干部，所以今天哪怕只剩七个人，也要按最高标准组建特委；

因为知道未来的军队需要最严格的纪律，所以今天哪怕只是一斤肉，也要让妻子公开检讨；

因为知道未来的历史会记录一切，所以今天哪怕没有任何人监督，也要用茓子圈住公家的钱。

每一个战士都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但他们工作的标准，却仿佛胜利就在明天。

襄阳人，咱们的城市今天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有人说“襄阳不如从前了”，有人说“机会都被别人抢走了”。但鄂豫边的先辈告诉我们：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了才看到希望。他们在大雪中、在绝境里、在孤单一人时都没有放弃，我们有什么理由“躺平”？

七、结语：鄂豫边的火种，襄阳人的“一等终极忠诚”

总结一下，鄂豫边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一个人活成了一支队伍—— 在最孤独的时候，自己就是全部力量；

一把粪叉也能改天换地—— 最卑微的工具，也能砸碎最沉重的枷锁；

错了也干、干就干到一等—— 在信息不全时先行动，在绝境中做到极致；

公家的钱一分不能动，亲人的面子一点不给—— 原则高于人情、公义压倒私情；

看不到胜利，但按胜利的标准干活—— 以未来的眼光，要求今天的自己。

这就是鄂豫边“一等终极忠诚”的全部秘密。它不华丽、不张扬、不煽情，它粗粝、硬核、甚至有点像“轴”。但正是这种恰似“轴”的精神，让鄂豫边的火种在最寒冷的冬夜也没有熄灭；正是这种“倔”劲，让襄阳这片土地在最困难的年代依然挺立。

襄阳人，我们今天讲红色文化，不是为了讲故事，而是为了找根。鄂豫边文化，就是当代襄阳红色文化最深的根。这根扎在大雪纷飞的光化县、扎在粪叉挥舞的宜东田野、扎在一个人独行的千里交通线上、扎在茓子里分毫不取的银元堆里。

根深，才能叶茂。记住了这根，襄阳人走出去，腰杆子就硬；传下去这魂，襄阳发展起来，后劲就足。

那七个人在大雪中开会的身影、那步行几百里的宜东群众脸上的笑容、那被茓子圈着的银元、那被退回的一斤肉——它们共同构成了襄阳人最孤单也最炽热的红色记忆。

这火焰，虽是孤单，却注定燎原。

因为在它燃烧过的地方——鄂豫边、襄阳城，连同这块土地上的人心，便永远被温暖了。

每一个襄阳人，都该是这火焰的传人。

（作者张克启，襄阳市政协原副主席，襄阳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