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填补历史空白的力作——读张璞先生《从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驻地看宜城苏区在鄂豫边土地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姚小鸥

编者按

张璞同志的《从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驻地看宜城苏区在鄂豫边土地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刊发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月读量过3000，许多研究者称：这是一篇弥补鄂豫边文化研究的好文。现将红九军二十六师副师长姚洗心之子姚小鸥教授的评论文章摘录于此，以飨读者。

张璞先生这篇文章中朴实无华的史料梳理与严谨客观的历史分析，让我这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一下子被拉回到父亲生前讲述的那些场景中。父亲姚洗心——也就是姚丹村，每每说起鄂北那段岁月，总是声调低沉，目光悠远，仿佛穿透了七十多年的时光。今天读到张璞先生的文章，父亲当年的述说如在耳边，那一幕幕血与火的往事，便再也抑制不住地涌上心头。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关于鄂豫边土地革命史最扎实、最有见地的研究成果，是对鄂豫边革命历史研究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

一、独到的研究视角与历史还原

这篇文章抓住了“临时省委机关驻地”这一关键切入点。它不是简单的地理坐标考证，而是通过对政治中枢迁移轨迹的追踪，揭示了整个鄂豫边革命格局演变的深层逻辑。

我父亲曾多次向我讲述1931年底鄂豫边特委从南阳迁至宜城新街的重大意义。他说，此前党的领导机关一直处在白区，“坐在南阳城里指挥苏区”，通讯不便、情报延迟、决策与实际情况脱节的问题十分突出。1931年12月特委机关南迁新街，是鄂豫边革命史上的一次战略性转折——从“白区遥控”到“苏区指挥”，这种转变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张璞先生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转折的战略价值。他在文中指出：“特委机关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南阳迁入苏区腹地的新街，意味着党的领导核心真正扎根于红色根据地，实现了从‘白区遥控’到‘苏区指挥’的根本性转变，大大提高了指挥效率和决策的针对性。”我父亲曾说，机关迁到新街后，省委与红二十六师指挥部近在咫尺，“有什么情况，骑马半个小时就能碰头”。指挥效率的提升，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是生死攸关的。

文章没有止步于对政治中心转移的叙述，而是以此为核心，层层展开，从政治地位的确立、军事枢纽的巩固、经济体系的建设、武装斗争经验的创造以及战略牵制作用的发挥五个维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微观考证；既关注上层决策，又体察基层实践，展现了作者驾驭复杂历史课题的深厚功力。

二、全国第三大苏区中心地位的确证

张璞先生在文章中，引用杨杏佛1931年所著《中国共产党现况》一文中将襄枣宜根据地列为全国八大根据地第三位的论断，这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第三方证据。杨杏佛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而非共产党人，他的判断带有客观观察者的色彩，其参考价值不言而喻。

我父亲姚丹村曾告诉我，1931年前后鄂豫边根据地的规模和影响力，确实达到了一个高峰。那时省委管辖十五个县——襄、枣、宜、随、钟、谷、南、保、老河口、光化、郧阳、均州、房县、竹溪、郧县，苏区面积达两千七百多平方公里，人口四十余万。父亲说，那时从宜城到枣阳、从襄阳到钟祥，“红旗飘飘，苏维埃的牌子挂到了各个乡镇”，那种革命气势，是他这个从旧军队走出来的人从未见过的。

张璞先生在文中详细梳理了鄂豫边临时省委的组织架构和统辖范围，这些史料功夫做得极为扎实。从省委下辖的省委驻苏区代表团、襄阳道委、南阳中心县委等党组织，到省苏维埃政府下辖的十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再到一百零三个乡苏维埃的基层治理网络，张璞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完整的鄂豫边革命政权的组织图景。这种严密的组织覆盖，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宜城苏区作为边区中枢的组织动员能力。

1931年夏天边革委机关从枣阳翟家古城迁到新街后，新街迅速成为鄂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枪炮厂、子弹厂、被服厂、后方医院——“三厂一院”的建成，使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山村一跃成为红九军的战略后方。张璞先生对这些军工设施的描述十分详尽，其中关于舒家洞作为红二十六师临时指挥部的考证尤为精彩。那个被丛林掩蔽的山洞，“分外洞和内洞，洞的整个空间最低处不足1米，最高处3米左右，总面积约120平方米”，这些细节的还原，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三、经济建设成就的独到挖掘

在以往关于鄂豫边苏区的研究中，经济建设方面往往着墨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张璞先生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宜城苏区的财税体系和经济治理进行了系统梳理，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土地税的征收与分配、航运税卡的设立与管理、苏维埃政府对集贸市场的主导性介入——这些经济实践的细节，在张璞先生的笔下变得鲜活而具体。1931年春天初步分配土地后，夏季即开始征收土地税，麦收按收获量的百分之六计税，秋季按百分之十计税。这种税制设计，体现了苏维埃政权在财政上的阶级原则：主要税负由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农户承担，而烈军属和区乡工作人员由代耕队保障生产，土地税照征但实际负担得到平衡。张璞先生敏锐地指出，这种“既坚持了税法的统一性，又不因征税而加重特殊人群的实际负担”的做法，体现了土地革命战争中财政政策的成熟和精细。

更为独特的是宜城苏区在商业管理方面的探索。张璞先生发现，苏区分别在宜城的官庄和王家集河岸设立了航运税卡，规定“军用船只和资本家的商船一律没收，一般商船被截获后只没收粮食”。这一规定清晰地体现了苏区的阶级政策——打击大资本家和反动势力，对普通商船则区别对待，体现了革命斗争中策略性与原则性的统一。更精细的是，1931年秋天，宜东一区苏维埃政府将苏区各集镇的粮行、猪牛行、花线行等，由区苏维埃政府经济、粮食科（股）统一管理，集中开办。这种商业管理模式，在当时的根据地中具有相当的先进性和系统性。

然而，在所有经济建设成就中，最令我感慨、也最能体现宜城苏区战略价值的，是以特委委员张星江为首的骡马运输队。父亲曾多次讲起张星江的故事。在国民党军严密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苏区最紧缺的是粮食、食盐和枪支弹药。张星江领导的骡马运输队，正是突破封锁的关键力量。这支运输队从白区偷运粮食、食盐等物品进行优惠交易，并由白区党组织购置紧俏物品、枪支弹药等秘密供给苏区。这条穿越封锁线的“经济生命线”，使宜城苏区能够在强敌环伺的艰难环境中坚持斗争。

张璞先生特别指出，1932年2月临时省委成立后，张星江任委员，同年3月奉命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交通员，承担起连接鄂豫边苏区与党中央的秘密交通任务。这在更高级别上体现了宜城苏区作为鄂豫边革命中枢的战略价值——它不仅仅是本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更是连接党中央与地方党组织、连接鄂豫边与全国革命大局的重要一环。张星江后来历任鄂豫边工委书记、鄂豫边省委书记兼红军游击队指导员，为鄂豫边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桐柏山区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作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在对敌斗争中壮烈牺牲。每念及此，我都深感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四、“八会”战术体系的深刻总结

张璞先生对红九军战术创新的研究，是这篇文章的又一大亮点。

红九军基于襄枣宜根据地的丘陵山地地形，创造了一套适合本地山林作战的战术体系——“八会”：会散、会集、会进、会退、会知、会疑、会打、会跑。这八条战术原则，每一条都是在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张璞先生对其内涵的解读极为到位：“会散”强调部队在遭遇强敌时能迅速分散隐蔽；“会集”要求分散后的部队能在预定时间和地点重新集结；“会进”和“会退”体现了对战场节奏的把握能力；“会知”强调对敌情的掌握和侦察；“会疑”是善于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会打”要求抓住战机果断出击；“会跑”则是指打不过时能迅速脱离战场，保存革命火种。

我父亲曾说，红二十六师的战士大多是当地农民子弟，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但他们熟悉家乡的山山水水，知道哪条沟能藏人、哪座山能绕行。“八会”战术体系，就是把这种对地形的熟悉转化为战斗力的创造。父亲是军校出身，他起初对这些“土办法”还有些不以为然，但几次战斗下来，他深深折服了——红军的游击战术，恰恰是最适合这片土地的战法。

张璞先生将这些战术创新与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相联系，指出它们“不是对十六字诀的简单重复，而是结合襄枣宜地区特有的丘陵山地地形和敌情特点的创造性应用”。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洪湖地区提出的“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湘鄂赣边区提出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各根据地的具体化和创造性发展。红九军的“八会”，同样是这个宏大理论谱系中的重要一环。

张璞先生在文中特别强调了一个重要论断：“毛泽东同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适合中国国情、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与此同时，鄂北特委领导的枣阳秋暴、‘日克三镇’、开辟枣西根据地，则是以自己的斗争实践，异曲同工地摸索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这段话极具理论深度和历史高度。它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少数先哲凭空设计出来的，而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共同开辟的。鄂豫边苏区的贡献，正是这宏大叙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五、战略牵制作用的历史评价

张璞先生对宜城苏区战略牵制作用的分析，体现了难得的大局观。

根据文中引用的资料，红九军在三年斗争中，先后牵制国民党正规军第五十一师、独立三十四旅全部和第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六十九师各一部，以及教三旅郭勋部，累计十五个团零两个营，近两万人。加上地方反动武装，多达数万人。这一战略牵制效应，对于支持湘鄂西和鄂豫皖两大苏区的革命斗争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父亲曾告诉我，1931年至1932年间，国民党军对鄂豫边苏区的“围剿”投入了相当规模的兵力——第五十一师、独立三十四旅等都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如果这些部队不用于围攻鄂豫边，就可能被调往湘鄂西或鄂豫皖方向，使贺龙的洪湖根据地和鄂豫皖的大别山根据地陷入更加沉重的压力之中。红九军以自身付出重大牺牲的代价，有效分散了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为兄弟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张璞先生引用了宋良猷《关于鄂豫边襄枣宜钟苏区革命斗争失败经验教训参考意见》中的一段话：“在襄枣宜钟地区建立了红军二十六师，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摧毁了这些地区的反动统治，对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敌人起到了牵制作用，对我国土地革命阶段，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这段评价，出自当年鄂豫边特委领导人之口，其权威性和说服力不言而喻。

文章还提到，土地分配使“几十万贫雇农民分得了土地”。这一成果深远而不朽：几十万贫雇农第一次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激发了他们保卫苏区的空前热情，为红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新土地制度的确立，彻底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在鄂豫边地区的经济统治；积累了土地革命的经验，这些制度设计和实践经验后来被吸收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税收政策当中。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宏大叙事中，宜城苏区的土地分配实践是不可或缺的一章。

六、痛史的反思与历史教训

张璞先生这篇文章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回避历史的伤痛，而是以严肃的态度分析了宜城苏区沦陷的原因与教训。

1931年12月，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从南阳迁至宜城新街，这是鄂豫边革命史上的一次重大战略转移。然而，这一积极转变仅仅维持了半年多，到1932年6月底，苏区就全部丧失。为什么一个正在上升期的根据地，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崩溃？这是每一个研究鄂豫边革命史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回答是清晰的：国民党重兵围剿是客观原因，而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则是主观原因，后者对革命力量的自我削弱甚至比前者更为致命。

文中详细记述了尉士筠来到鄂豫边后的所作所为：不准红军向外游击一步，使红九军处处被动；将红九军缩编为红九军第一路游击军，将五支游击队改编为第三路游击军，明确规定这两支游击队的任务就是巩固苏区、打击敌人，不能离开苏区半步；下令将鄂北苏区划分为五大军区、一个军区总参谋部，集中边区全部武装，分兵把口，固守村镇，不准放弃一寸土地。结果如何？“第一、三路游击军连续与国民党正规军激战，迭遭失利，伤亡惨重。”

红九军的研究者大多熟悉余益庵的故事。余益庵是红二十六师的党代表，是一位非常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他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应向毗邻苏区的大洪山地区发展，以便向南与钟北新苏区连成一片，向北可以作为坚持老苏区斗争的依托”。这个建议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但尉士筠不仅拒绝了这个建议，还斥责为“逃跑主义”，当场免去了余益庵二十六师党代表的职务。

余益庵的建议如果被采纳，红九军可能不会遭受那么惨重的损失，襄枣宜根据地也许能多坚持几年。但历史没有如果。尉士筠所执行的王明左倾路线，以“不准离开苏区半步”的僵化指令，“分兵把口，固守村镇”的错误战术，不仅断送了稍纵即逝的战略机动空间，而且最大限度地消耗了红九军的有生力量和群众的斗争意志。

张璞的文章总结说：“鄂豫边苏区的失败，实质上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实际斗争中导致的惨痛失败。”他还引用了余益庵1962年的反思：“襄枣宜苏区失败，客观上是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主观上是缺乏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特委长期住在南阳城内，靠前指挥少。特别是尉士筠到襄枣宜后，彻行左倾路线，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二十六师的主力未能得到扩大，不能有效应对敌人的进攻。”这段话，字字千钧。

父亲晚年常说：“革命的胜利，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也是用一次次惨痛的教训换来的。”左倾路线对鄂豫边苏区的危害，正是这样一个血的教训。

七、对家族记忆的印证与激活

读张璞先生的文章，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学术上的收获，更是一次情感的回归。

父亲姚洗心——姚丹村，1925年加入国民军冯玉祥部任学兵，1927年放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破裂后，1928年受党组织派遣从事南阳地区的建党和兵运工作。1930年中原大战后，他奉派到鄂豫边根据地。那正是根据地大发展的时期。父亲说，他参加过红二十六师攻打唐河县城和新野县的战斗，他亲眼看到红军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英勇场面。

父亲在鄂豫边工作的时间不算太长，但那段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多次对我讲起根据地的军民关系，讲起苏维埃政府如何组织群众、分配土地、发展生产，讲起省委机关从南阳迁到新街后的新气象。他说，那时候的苏区虽然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但干部和群众的精神状态是昂扬的，“大家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父亲后来奉命南下湘鄂西送信，因交通线被敌人封锁而被迫折返，之后，和曾任红九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张慕谦一起东渡日本。在他的口中，得知鄂豫边的后续情况。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有的牺牲了，有的被打散了，有的下落不明。

张璞先生的文章，让父亲当年的讲述从模糊变得清晰，从碎片变得完整。那些他只言片语提及的人物——程克绳、余益庵、张星江、宋良猷——在他的笔下都有了丰满的形象和具体的贡献。那些“连名字都没能留下”的无名烈士，也因为这篇文章对那段历史的整体还原，而获得了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被铭记。

文章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张璞先生用学术的力量，让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重新被认识、被思考。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还原，更是对历史人物的告慰。

八、学术价值与现实启示

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填补了鄂豫边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空白。过去人们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研究较多，对鄂豫边这个相对“小型”的根据地关注不够。张璞先生用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证明，鄂豫边根据地虽然在持续时间上不如鄂豫皖，在面积上不如湘鄂西，但它在连接南北革命力量、牵制国民党军兵力、探索游击战争战术等方面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其次，张璞先生不是坐在书斋里闭门造车，而是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档案考证。文中关于舒家洞、钉耙山、“三厂一院”等具体地点的描述，如果不是亲身走访，是不可能写得如此准确的。这种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是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在当今时代，张璞先生的这种扎实学风尤为可贵。

再次，张璞先生对失败教训的分析体现了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他没有因为宜城苏区曾经是鄂豫边的中心就回避它的失败，而是客观分析了失败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对左倾路线的批判，既深刻又克制，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历史研究最需要的品质。

九、几点商榷与期待

对张璞先生的文章，我也想提出几点不成熟的建议和期待。

第一，关于宜城苏区与周边根据地的关系，还可以进一步展开。张璞先生在文中提到了宜城苏区对湘鄂西和鄂豫皖根据地的战略牵制作用，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视角。如果能够找到更多的史料，具体说明红九军的军事行动如何影响了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如何为兄弟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创造了条件，论述将更加有力。

第二，关于宜城苏区的社会史研究，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张璞先生对经济建设的梳理已经相当详细，但对于苏区的社会生活、文化教育、妇女运动、医疗卫生等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比如文中提到的列宁小学，它的办学规模、课程设置、师资来源等细节，如果能够查考清楚，将为我们理解苏区的文化建设和政治动员提供更丰富的素材。

第三，关于人物的命运追踪，也可以做得更完整。张璞先生文中提到了许多革命者——程克绳、余益庵、张星江、宋良猷、郝久亭等——但有些人的最终去向没有交代清楚。比如张星江1936年牺牲的细节，如果能够补充，会让读者对这个人物有更完整的认识。当然，这需要大量的史料支撑，非一日之功。

第四，关于宜城苏区的历史定位，还可以放在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思考。张璞先生已经指出了宜城苏区在全国八大根据地中排名第三的事实，但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个排名是根据什么标准得出的？杨杏佛的判断在当时的影响如何？这种影响是否转化为了实际的政治和军事资源？这些问题，可能将研究引向更深的层次。

以上几点，更多是作为一个对这段历史有特殊感情的读者，对张璞先生后续研究的期待。我相信，以张璞先生的学术功力和严谨态度，他一定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做出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成果。

总的来说，读罢此文，我感到特别欣慰。因为终于有人用学术的力量，让那段历史重新被看见、被认识、被思考。终于有人用严谨的研究，确立了宜城苏区在鄂豫边土地革命中的核心地位。终于有人用细致的考证，还原了那些无名英雄的奋斗与牺牲。

作者简介

姚小鸥，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二十六师副师长姚洗心（又名姚丹村）之子，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乐府学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河南大学省级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戏剧戏曲研究，研究领域涵盖《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出土文献及早期戏剧等。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献》《文学遗产》《社会科学战线》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代表作为《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的演变》《诗经与楚简诗经类文献研究》《戏剧本体与戏剧史研究》《诗经译注》，主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清华简与先秦经学文献研究》《中国古典名著的电视剧改编》等。